惠貽百代 功炳千秋
——明清時期崇陽修誌述略
汪和平
崇陽原為漢初設置的下雋縣故治。歷兩漢、三國、兩晉至南北朝，隸屬關系常有變動，縣名亦時而上雋，時而雋州。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縣，實為崇陽正式建縣之始。北宋開寶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達千有余年。
本縣不僅建縣歷史悠久，且山河壯麗，人傑地靈。宋元以來，號稱“文獻之藪”。但直至明初，崇陽迄無縣誌成書。相傳元末邑處士嚴士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騭境內山川勝跡，風土人物，被後人譽為崇陽縣誌的濫觴。
明宣德七年（1432），歷任廣西、福建、山東道禦史及浙西分按楊（86頁）因“與時寡合，引疾歸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間，他編纂了本縣第壹部縣誌——《宣德年誌》。“本嚴士貞《桃溪百泳》，復搜羅典故，采訪遺聞以成書”。其品定之八景，後來歷屆修誌均奉為藍本。楊（86頁），永樂壬辰進士，博學多才，且為官清廉，守正執法，在朝野中品望極高。他賦閑修誌壹事，不僅開了崇陽編纂縣誌的先河，也為後人關心鄉土文化樹立了學習榜樣。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舉人俞繪來崇陽任縣儒學教諭。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誌》為基礎，續成了《成化九年誌》。舊誌稱其“博涉群書”。但他主編的這屆縣誌早佚，後人無法窺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傑、蔡乾又依據《成化九年誌》編成《正德年誌》。由於此誌亦系續修，其體例與內容均未脫，宣德年誌》窠臼。艾傑，成化丁酉舉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諭，曾參與編修《蜀誌》，完成後擢成都府學教授，頗具修誌經驗。蔡乾，正德丁醜進士，官四川僉事。致仕後與艾傑合作編修了本屆縣誌。其成書時間，按蔡乾中試年份及正德年號推算，當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編纂，縣學教諭徐行參校，修成了《嘉靖八年誌》。但此次仍系續修。徐行認為這次修誌是“收殘斷於燹毀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簡閱之資”。然而他在誌書中提出的“星野”說，後人頗譏為牽強膚淺。纂輯汪宗伊，當時雖年紀尚輕，未中鄉試，但受父兄影響，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進士，後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他壹生著作達十余種，其中包括《應天府誌》、《南京尚寶寺誌》、《南京大理寺誌》、《南京吏部誌》等書。
穆宗時期（1567—1572），邑人饒天民編纂了壹屆縣誌》，稱為《隆慶年誌》。饒系嘉靖己醜進士，累官至河南道禦史。《隆慶年誌》系其謫居後所修。
萬歷十二年（1578），知縣周應中親自主纂了《萬歷戊寅誌》。周應中，浙江會 稽人，進士。萬歷丁醜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調任崇陽後，立即著手編纂縣誌，翌年成書。《萬歷戊寅誌》與《隆慶年誌》的時距，最長不過十年，最短可能僅五六年。
萬歷二十三年（1595），由知縣陳洪烈總裁，邑人吳楚材、龔衍材編纂，儒學訓導李如芝參校，修成《萬歷己醜誌》。這次修誌的原委、經過和方法，陳洪烈在誌序中作了簡要說明：“萬歷戊子春，余自（88頁）山調崇陽。甫視篆，於壹切風教懵然無所考。據索邑誌驗之，弗得。……余因謀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參以眾議，凡閱月而草創具。余復就鄉大夫吳君商確義例，稍為增損。己又質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筆削取舍，壹秉諸是非之公。又閱月而論定。誌成，卷凡十壹，目凡五十四”。陳洪烈，河南光山人，進士。後人贊揚他“編輯誌乘，垂為準則，及今遵之”。“續編邑誌，論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吳楚材，隆慶丁卯舉人。曾任甘肅會寧尹。“邑誌初苦掛漏，（經其）整理編纂，條緒始定”。龔衍材，貢生，舊誌稱其“學問淵博，文章古茂”。陳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萬歷丙辰進士，有詩句，累官至廣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經術，蔚然大雅儒宗”。他為《己醜誌》審定文稿，並撰寫壹篇序言。
熹宗時（1621—1627），知縣魏光前續編的《天啟年誌》，是崇陽在明代編纂的最後壹屆縣誌。此誌成書不久，即散佚於明末戰亂。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貢生，天啟七年始調崇陽任職，而同年卻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後壹個年號，可見誌書是魏到職的當年修成的。因此，我們不妨確切地稱這屆縣誌為《天啟七年誌》。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應鬥、汪際炱負責纂輯，完成了《康熙庚戌誌》，這是崇陽在清代首次修誌。王應鬥，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至雲南道監察禦史，後加兵部侍郎總督湖北山寨義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撫征召，辭不復出。汪際炱，順治己亥貢生，曾任四川瀘州訓導，“其學根底經史，博洽精詳，為邑文獻”。總裁、知縣高景之，在序文中說他決定修誌時，“與邑博劉君商謀始事。……又得歲選汪君……並肩組修。遂不搖旁喙，壹矢虛心。再閱月而草創具。尋質之王中丞（應鬥）匯正焉”。王應鬥在序文中也說：“博士劉君，歲薦汪君暨二三文學，相與旁搜逸聞，補輯舊編……不數月而書成”。可見這屆縣誌的具體編纂者，壹個是汪際炱；另壹個是邑博劉君，即縣儒學訓導湖南平江人劉體仁。只是由於王應鬥的聲望和資歷很高，最後定稿時由他把把關罷了。
《康熙庚戌誌》是新修還是續修？汪際炱在誌跋中說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後，即謁王中丞公。公曰：此續《陳誌》（註：指《萬歷己醜誌》）也，規制備於陳矣”。“先取陳誌酌其規制。其字之魯亥，提掇之乖體，其年號、地名，聲稱之錯簡，昔雖乏細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見《庚戌誌》還是壹屆續誌。
雍正十二年（1734），本縣《雍正甲寅誌》修成。負責編纂的是邑庠生陳爽，任筆削校訂卻系縣誌總裁、知縣李五（89頁）。從《康熙庚戌誌》以後，崇陽間斷六十三年未修誌，其間雖曾多次擬議，但迄未行動。李五（89頁）到職後，決心辦好這件事。他認為崇陽縣誌之所以長期無人增修，是因為“長自道旁築舍”的緣故。於是他果斷地延請陳爽主筆，“館之以蕭寺，授之以壺飧，俾得專心敬事，無搖旁喙……草創既具……予稍為校正焉。覺六十余年已事了然鹹在，而誌於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陽人士敦聘原通城知縣郭彥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誌》。從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時距僅六年，為什麽又要修誌？縣誌總裁、知縣黃袞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陽縣誌序》中作了具體說明。他說：“《庚戌誌》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視前明時邑令陳君洪烈本而續之者也；《甲寅誌》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頁）屬庠生陳爽視庚戌本續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則予在任，邑中紳士迎請原通城令郭君彥博視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無事更張。顧李君善政多端，獨其所續誌，崇人事（90頁）焉。”正因為本縣人士覺得前屆誌書的質量不理想，所以決心重修。對於清代修的前兩屆《崇陽縣誌》，黃袞認為都只能算是續。“唯今辛酉所刊，乃得雲修”。現在看來，《辛酉誌》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貨、 官師、選舉、人物、禮制、綸音、藝文、通紀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門類劃分、資料內容與現存的《康熙庚戌誌》基本相同，有的條目未更壹字，未增壹字。有的條目只是在後面續記了少許事實。其卷壹最後註明：“以上全錄《庚戌誌》”。歸根結底，它還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縣曹學詩延請邑庠生吳世雄執筆，編纂了壹屆縣誌，後稱《乾隆壬申誌》。但書未成而曹已離任。他以後在序文中回憶了這個問題：“壬申臘盡，政務少閑。思欲延請紳士，確訪鄉評、博采旁搜，續全邑誌。而余以丁內艱解任，……未意厥誌”。曹學詩，安徽歙縣人，進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頗有政績。本屆縣誌壬申臘月底組班，實際成書於癸酉年。由於《壬申誌》與《辛酉誌》的時距僅十年，又系續編，不僅體例類目因襲前誌，內容也無多大變動。後人對此頗有非議，認為純屬獵取過於繁冗，茲刪去十之八九矣”。
從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陽迄未修過縣增，時距幾達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壹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陽知縣金雲門自任總裁，組班修誌。鑒於當時對《乾隆壬申誌》的評價不高，便決定重修。由邑人劉鎮鼎定稿，編成《道光壬寅誌》。全書***八卷，金雲門作序。書未刊出，就發生了“鐘九鬧漕”事件，誌稿散佚不傳。所以這是壹屆沒有刊印的誌書。劉鎮鼎，嘉慶癸酋拔貢，“少負雋才，耽風雅”，是崇陽當時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陽修成了清代最後壹屆縣誌——《同治丙寅誌》。此次的修誌班子龐大，分總修、督修、監修、纂輯（即總編輯）、分編（各卷主筆）、分校、采訪、參考、參訂、督刊、各裏采訪、繪圖繕書等人員。總修由知縣高佐廷自任，纂輯由傅燮鼎負責，連同分別從事各貢具體工作的***達139人。修誌成員絕大多數為卸任或候選官吏以及舉人、廩生、監生等。傅燮鼎，本縣人，副貢生，候選教諭，纂修過通山《九宮山誌》，編有《雪浪余音》詩集。他纂修的這屆縣誌，創新較多。全書分疆域、建置、食貨、禮樂、職官、選舉、綸音、藝文、雜記等十個門類，計十二卷，六十壹目。***約32萬余言。與以往歷屆縣誌比較，《丙寅誌》的體例更完善，內容更充實，史料更準確，詳略更得體，從資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確系本縣舊誌中的上品。
二
從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間，崇陽總***編纂了14屆縣誌，平均每31年壹屆。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壹個偏隅避處，戶不逾萬的山區小縣，兩個朝代編纂出這麽多誌書，實在是了不起的歷史奇跡！其主客觀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客觀上講，明清兩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需要借鑒歷史，了解地情。因而對編修地方誌極為關註。洪武年間，敕各都司報送城池、山川、關津、亭堠、道路、倉庫等圖誌。永樂十六年，諭令天下郡、縣、衛、所修誌，並頒發了《纂修誌書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對編史修誌都極為重視，常常親自過問。康熙十壹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幾次詔全國各省、府、州、縣修誌，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誌》的幾篇序跋中，知縣高景之說明崇陽修誌是由於“天子首敦文教，搜羅古今，詔諸司鹹以誌上”。劉體仁也說：“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見當時崇陽縣某些誌書的編纂，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已。但這壹客觀條件，全國皆然，不是促成崇陽多次修誌的主要原因。
從宋從起，本縣英才繼起，代不乏人。據舊誌記載，明代280年間，崇陽籍進士達30人，舉人119人，貢士260人，僅正德辛未壹榜，就中了汪必東、汪文盛、龔永懋三名進士。而壹榜兩人的尚有嘉靖己醜（汪宗元、龔（93頁））、嘉靖乙未（汪宗凱、饒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錢）萬歷己醜（陳忠愛、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兩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凱、宗伊等4名進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舉人。整個明代，楊（93頁）、戴書、汪文盛、饒天民、汪宗伊、劉景韶、胡定、饒仁侃、陳忠愛、熊則禎、王應鬥等人，不僅擢高科、登顯仕，且其學問、勛業、品德、文章均名重當時。為此，明崇陽縣學教諭伍福在《重修儒學記》中贊嘆：“崇陽山川英淑之氣，氤氳開合，鐘靈毓秀，奇才輩出”。清初知縣金綿祖認為：崇陽“山圍水繞、靈秀攸鐘。故其冠蓋相望，比戶可封，非他邑所敢較”。《壬申誌》主編吳世雄也說：“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顯仕，以勛猷氣節彪炳史冊者，斑斑可考。國初文治鼎新，崇士繼起，亦復有人”。可見明清之際的崇陽，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誌乘頻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兩代的崇陽顯達人士，大都熱愛家鄉，他們不僅以大量詩文謳歌贊美崇陽，還十分重視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沈浮中，歸老故園，支持參與或主持修誌。象楊（93頁）、饒天民、汪宗伊、胡定、王應鬥等人都是如此。崇陽的先人，還極其重視縣誌質量。某屆縣誌修得不好，哪怕間隔期短，也決心重修。
還應指出的是，明清時期的部分崇陽知縣頗有遠見卓識。他們蒞任後，不僅善於利用舊誌掌握縣情，還把纂修新誌作為自己的職責。壹屆縣誌能否順利完成，與地方主管官吏的關系極大。正如古人所說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則群視群守，邑視邑令”。前面提到的周應中、陳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車伊始，立即著手修誌。他們有的認為：“誌以載事，所為存風教而備鑒戒也”。有的則說：“服官無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縣之長，其名曰知。謂夫山川、風俗、錢谷、刑名暨文武經畫之類，罔不洞悉，斯無忝厥職耳！顧見聞有限，非征諸載籍，何由得知？則國史而外，莫重於誌”。還有的覺得修誌是為地方立言，而“立言壹道，大之國史，小之邑乘，往者過，來者續”。正因為他們對縣誌的資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視，在任內熱心領導並自參加修誌，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陽多次修誌的另壹個因素。
三
由於歷史原因，大部舊誌均已散佚。目前縣內只保存壹部《乾隆辛酉誌》和壹部《同治丙寅誌》，還有《康熙庚戌誌》的幾個殘本。這些文獻，雖然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錯誤觀點和封建糟粕，但它們記錄了崇陽兩千年來有關自然、社會方面的大體情況，為我們今天了解崇陽的過去、認識和振興崇陽，提供了古代信息，也為我們編纂社會主義新縣誌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使我們既得以考古鏡今，又不至數典忘祖。飲水思源，我們今天能不感謝過去崇陽修誌事業的開拓者？能不感謝為編纂歷屆縣誌而嘔心瀝血、兀兀窮年的先賢？能不感謝當時熱心主持修誌的地方牧守？他們***同為崇陽人民留下的縣誌遺產，是壹筆難得的精神財富。它將惠貽百代，功炳千秋。
千古文明遭浩劫 ——記金城山的興衰
魯達人
崇陽縣東二十華裏，武長公路的南面，白霓鎮的西南面，有壹座秀麗的小山——金城山，酷似壹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黃，所以命名它為金城山。 山的東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壹座上劉日孚（明進士、官至都堂劉景韶的兒子）修建的余耕橋，石墩木梁，兩旁均有涼舍，以供行人休息。現已改建為水泥橋。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經山麓，有劉景韶修建的余恩橋（即劉家橋）。抗日戰爭中被倭寇炸損，現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為水泥橋。東西兩河，東西兩橋，互相輝映，大有譚登元為金城山所集的成語對聯“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的壯觀。
山頂空曠平坦，面積約六畝左右。遠在北宋時期，與張耒之、（107頁）補之、秦觀並稱為“蘇門四學士”的江西詩派領袖、大書法家的黃山谷（即黃庭堅，江西修水縣人），幼年，因省視嫁到崇陽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顧群山環峙，林壑優美，於是結廬讀書其上，並將讀書堂命名為“浩然堂”（載同治版，崇陽縣誌）。山谷臨池學書，常洗筆硯於白石港中流的石磯之下，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譽為崇陽八景之壹的“金城墨沼”。
相傳山谷去崇時，曾留下壹大石硯。後來有壹位居心叵測的金縣令，壹見此硯，即垂涎三尺，去任時，將其盜去。舟行至陸溪，風浪大作，顛簸欲沈。舟子大呼乘客拋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將此硯推入江中，風浪頓時平靜。此俗謂“海王索寶”也。
此外，還有許多美麗的傳說，至今不衰。據說山谷深夜讀書，時有蛙聲咯咯，嫌其聒耳，於是將山蛙捉住，用朱筆在頂上點上壹點。這樣壹來很快就出現了百蛙齊喑的情況，聒耳之聲也就平息了。現金城山的蛤蟆，頂上都有壹紅色斑點，就是朱筆點了的遺跡。
上述這些，雖是神話傳說和後人的附會，但可以看出：黃山谷刻苦攻讀的精神十分驚人。另壹方面，神化了黃山谷，也表現了崇陽人民對他的高度崇敬。
山谷去後，崇陽人民為了紀念他，將其讀書草廬——浩然堂改建為山谷書院。鄉賢先達相繼在此講學。譚登元、傅會友等人，曾經擔任過講師。凡崇陽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學於此間。宋明時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歸上國”，大都出自山谷書院。書院的東北面，建有文昌閣。閣分三層，內有黃山谷畫像和騷人墨[各的詩詞，身臨其境，令人肅然起敬。閣外上層，有豎寫的“文昌閣”三字，下層門頂，有“山谷讀書處”橫額，字跡蒼勁古樸。書院和閣樓，都藏身於碧梧翠竹之中，農蔭蔽日，清幽可人。知縣曹學詩在《金城墨沼》的詩篇中這樣寫道：“前賢息遊地，白雲媚修竹。”其景色之秀麗，可見壹斑。
滿清末頁，科舉廢，學校興。有誌之士，率先將書院擴建為“金城高等學校”。校舍規模較大（如附圖），雄偉壯觀，可容學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級各壹班。好學之士，負笈從師，多集於此。曾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戰士金華袞就是這座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民國六年，石瑛、劉元瑞在金城組織人學會，張難先先生在此主講教月，學員計誠足為此山生色。
抗戰時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淪於敵手。駐紮在白霓橋的敵人，把這座山作為他們的軍事據點，建築了（109頁）望哨、地堡和溝通戰壕。千古文明，橫遭浩劫；崇陽文化的搖籃，變成了倭寇殺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發指！日寇投降後，金城山上只剩下壹片瓦礫，荒煙蔓草，荊棘縱橫，使人觸目心驚。
崇陽歷來私塾概況
文史征集組
西周以前，學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講學培育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之後，戰國時期，私學大盛。繼此以後，如馬融、鄭玄、關(張載)、閩(朱熹)、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諸子，各設講臺，誨人不倦，在我國歷史上都壹直享有盛譽。這種私塾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國，不僅受到重視，而且發展得更為普遍。 私塾學館，壹般只有壹個教師，采取個別教學方式，教材沒有規定，學習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經館和蒙館之別。蒙館即學生啟蒙這習階段，初時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教兒經》、《女兒經》及五言、六言雜字等。這些書，文體簡單，讀來順口，易記易背。還要填紅寫字。民國時期，多有讀***和國文的，也有附教加、減、乘、除簡單的算術和珠算的。經館是在讀完蒙館的基礎上開始讀五經(詩、書、易、禮、春秋)、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或《幼學瓊林》、《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的。另外，每天中午還要臨帖習字。有的老師也有附帶教算學的。讀經館的學生，多屬青年，通常是三八課文(每月逢三、八就給學生出作文題)，日間上課，晚上自習。
在未廢科舉之前，崇陽的私塾，有義塾、鄉塾、族塾、氏塾之分。廢科舉之後，就統稱經館、蒙館。
壹、義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縣金雲門設四義學於四鄉。29年(1849年)知縣姚國振增城中義學壹所。城中舊義學設西城後街，新義學設南城上菊仙祠(按金雲門字菊仙取名)；東鄉義學，壹設回龍寺，壹設白泥(霓)橋；南鄉義學設唐封寺；西鄉義學設羅漢寺。
二、鄉塾
高堤書館，在雨山麓，明宏治間(1488—1505年)汪恭創建。
龍潭義塾，在青山保聖山廟，太學生陳直心倡置田產創建。
梓溪義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經熊禎祥倡建。
石屋義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義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義塾，碧田畈公建。
四聖義塾，四聖保熊洪猷，王國太、陳啟芳、陳清泉倡建。
大源義塾，林桂軒創建，有田繕學。
知縣高佐廷喜見石屋、肥田新建鄉塾作詩賀之、傅燮鼎亦有和詩。均分別附後：
高佐廷詩
為貪鶴俸漫乘車，十載風塵老簿書。
不有潘花慚作宰，幸同陶柳儼同居。
雲屑咫尺高攀鳳，雷雨飛騰預種魚。
石屋肥田佳子弟，課功為報月何如？
傅燮鼎和詩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氣節千秋關見地，詩書萬卷勝求田。
舉頭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間勉著鞭。
講席是誰堪領袖？四山桃李為公妍。
另外傅燮鼎還為石屋、肥田二義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鄉塾，月會課文，復有公產積垂永久，正合範文正公學田之舉，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將踵行，從此比戶弦歌，人文蔚起，仁讓之風遍行四境，古道可復，誠厚幸矣。邑人請登諸誌乘，詩紀其事。予聞之，為之欣然色喜，尤願各塾子弟，互相砥礪，文章氣節，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閭裏，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義塾，在城下畈。
甘家義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關西義塾，在碧雲峰，舊為碧雲庵。由楊壹鶚捐田創建。
劉氏義塾，在雷駱畈，劉方裔子孫創建。
陳氏義塾，在楊林畈。
鄧氏義塾，號淩雲軒，在城皇畈。
艾氏義塾，在烏石畈。
丁氏義塾，在羅樓灣，丁誌善後裔創建。
汪氏義塾，在浮溪橋，汪長水後裔汪子桂創建。
果育義塾，在殼頭東岸與西岸韻雪義塾相並，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創建。
清代的縣學，不是真正讀書識字的學校，只是祀孔的場所和教諭訓導的衙門。所謂義塾，就是學生上學免交老師學費的學校。但是全縣城鄉只是二十所義學，對全縣入學兒童來說，實是為數寥寥，供不應求，懷水車薪，無濟於事。
據明末清初的老人說，乾隆、嘉慶時期，崇陽人口曾號稱三十萬(是按姓氏宗譜得來的概數)，教育這三十萬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縣的各種私塾。當時農村私塾，有只讀夜校的，有全日讀書的，有讀雜字的，有讀農村應用文的，有讀五經四書的，有兇年惡歲就停辦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幹擾的，有專教幼童少年的，有專教青年成人的。總括起來，則是蒙館和經館兩大類。前者農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識字教育，後者則專門為富裕人家而設館。還有壹種專館，那是豪門大戶或富商巨賈，專門請先生來教他家的子弟的。這種專館，除先生可以將自己的子女帶去讀書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參加的。以上各類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壹而足。
孫中山領導革命，推翻清王朝後，曾多次提出普及義務教育，並要求把私塾作為推進義務教育的輔助。從此，私塾教育有壹個較快的發展。據民國二十四年(壹九三五年)的統計，全縣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學生有壹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齡最小的六歲，最大的十八歲。據調查，民國年間，先後在城內外教私塾比較有名氣的老師，有如下多人：王贊英(廩生，館址在西門王祥順)、劉育群(秀才、西門嶺上程家學堂)、陳堯階(秀才，東後街)、吳玉麟(秀才，北門)、劉泮香(西門甘氏祠堂)、馮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門)、曾鶴候(南門)、吳仙桂(東門黃永興)、傅震寰(南門沈氏書樓)，黃冬瑞(老縣門口)、劉元瑞(秀才、北門外油草沖何公祠)、熊蔭祖(拔貢，駁岸上)、周永臯(浮溪橋)、王用予(秀才，小港堯家)、徐哨清(拔貢，荻州)、傅少溪(廩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龔國煌先生的業師)、魏鐵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樸樹下)、夏恪卿(樸樹下)、鄧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鄧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壟）、王克己（華陂畈王家）、程賽芳（秀才，西莊寺前）、舒吾庵（舉人，東堡）、楊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這多塾師裏面聲名最為噪烈、收入最為可觀的，要算劉育群先生。當時從他讀書的學生如甘翔鷗、汪彥國、堯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龔光國等，都是本縣數壹數二的殷實戶，除蒲、八、臘三季送禮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學費都在光洋八十至壹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貧困的學生所交學費卻不多。“壹登龍門則身價十倍”，於是舊時縣府的秘書劉瑞禾、科長李少懷、潘子懷、王榮懷以及度量衡技師毛第元等，都是劉先生的拜門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學甚嚴，然性開朗，喜詼諧，每於講課之余，與同學們談笑風生，時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鄉人和城內壹些大商號送來的蠶豆、花生、糖果、糕點，分給學生***食，不擺老師架子，師生間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政府對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暫行辦法規定：壹、無論現行私塾及今後的私塾，必須先向該管政府呈報後，方得設塾；二、凡距公私學校兩華裏以內者不得設塾；三、私塾設備最低限度，要具有總理遺像、遺囑；四、塾師須在私塾師資訓練班畢業並領有畢業證書者。從此，崇陽私塾又迅速下降。據民國三十六年（壹九四七年）統計，崇陽私塾下降到三十壹所，學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國三十八年（壹九四九年）上年，崇陽私塾又有發展，由壹九四七年的三十壹所增加到七十壹所，在塾學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壹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國成立後，中***崇陽縣委遵照中華人民***和國教育部公私兼顧政策，對私立學校壹般采用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善的方針，使之適合國家建設的需要，並實行在城市獎勵私人興學，在農村鼓勵群眾辦學的政策，因而不僅大批私塾維持下來，且大大提高了群眾辦學的積極性，由解放前的七十壹所，到壹九五壹年發展到壹百七十三所，增加了壹點五倍，在塾學生也由壹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將近增加了壹倍。
壹九五壹年，中國***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繼續貫徹教育為國家建設服務的方針，堅持教育為工農兵服務，各級學校為工農開門的方針，切實實行教育事業中的公私兼顧的原則，因而崇陽私塾逐年減少，公立小學，民辦小學，則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