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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為什麽會聽信近乎於文盲的李林甫而罷掉才華橫溢的張九齡?

如果玄宗當時聽了張九齡的話,後來就不會有安祿山Z反之事。如果張九齡能夠繼續為相的話,對安史之亂的發生,朝廷也可能會有更多的防範。

張九齡曾有可能成為安祿山的克星,但這顆克星過早地殞落了。

對於唐朝的邊防政策,張九齡有自己的卓識,他也向玄宗提出過合理的建議,甚至在如何對待安祿山這樣的邊將問題上,特別是對安祿山,他都表示過憂慮,但玄宗沒有能夠聽取他的意見。那麽,這樣壹位頗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議為什麽卻沒有被采納呢?除了各種客觀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張九齡個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於處理與玄宗的關系,不善於讓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所以後人稱他為張曲江。這人幼年聰明異常,善於寫文章。後來考中進士,任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級別雖低,卻是文士們踏上仕途的最佳起點,歷來是文士們孜孜以求的官職,特別是進士及第者,壹開始往往先任這種文職。

唐玄宗為太子時,讓天下推舉富有文采的人到長安,玄宗親自進行面試。這時玄宗已實際執政。已經擔任了校書郎的張九齡參加了這次選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關解決國家政治中存在問題的對策中,他的答卷特別令玄宗滿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為右拾遺。拾遺是諫官,從八品上,品位雖低,職責卻很重要。關於其職掌,《舊唐書?職官誌》是這樣說的:

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舉其事狀而薦言之。

在這個職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績,如先前的陳子昂和後來的白居易。張九齡的才能和明識,尤其表現在他多次參與對吏部選人的考評工作上,他和另壹位右拾遺趙冬曦能做到擇優錄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評。因此,開元十年(722年),壹年內連續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勛員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書省吏部司勛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可能相當於現在的副處級吧。其職責是“掌邦國官人之勛級”,對於那些立功的人,根據功勞大小授予不同級別的勛官。

當時宰相張說任中書令,因為與張九齡同姓,查對家譜,原來出於壹門,所以特別信任和器重他。張說是當時有名的文豪,他經常對人稱賞張九齡,說張九齡今後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為文壇領袖。張九齡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張說。第二年,升任中書舍人。中書舍人是朝廷要職,正五品上,相當於今之正局級,用現在的話說,進入了高G的行列。這壹年他四十五歲。壹顆政壇名星在盛唐官場上升起。

張說雖是長輩,但有幾件事說明張九齡比他更有頭腦。

張九齡以正直著稱,雖然他得到張說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對張說也不斷進行批評。開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舉行封禪典禮。在這個重大的活動中,張說確定的隨玄宗登山的人選,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級胥吏,另外就是經自己親手提拔的官員。封禪活動結束後,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張九齡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勸他加以糾正。但張說不聽,後來張說受到輿論的批評,“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稱嶽父為“泰山”,由此而來。據說玄宗問及張說的女婿為什麽升遷得如此之快時,有人含蓄地說他借助了“泰山之力”,顯然這典故包含著對張說的諷刺。

禦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負責戶口田賦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張說大多提出反對的意見,宇文融對張說極為不滿。張九齡又勸張說加以防備,張說也不聽。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彈劾張說,玄宗罷免了張說的宰相職務。張九齡因為是張說的親信而受牽連,貶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長官,正四品。註意,四品官比原來的中書舍人品級要高,為什麽還說“貶”呢?這是因為唐代的官員還有“清要”與“閑散”之分,太常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禮儀方面的工作,是閑職,遠離政事樞要。不久又被任命為冀州刺史,讓他離開了朝廷。不過,玄宗對張九齡很照顧,為了讓他能離家近壹些,經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嶺南道按察使。還讓他的兩個弟弟張九章、張九臯也到嶺南任刺史,使他們逢年過節能回家省親,家人團圓。這算是對他官場失意的壹種補償。

起初,張說主持集賢院事務,曾經向玄宗推薦張九齡,認為張九齡可以進集賢院任學士,他的才學勝任皇帝的顧問。張說去世後,玄宗想起張說的話,召張九齡進京,任命他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副院長),又提拔為中書侍郎。中書侍郎是中書省的副長官,地位僅次於中書令,已經是副宰相了。其時張九齡多次向玄宗發表意見,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很多被玄宗采納。但張九齡不願意炫耀自己,從不向別人自誇,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舉措,別人都以為出於玄宗的聖斷,實際上出於張九齡的建議。

正當張九齡政治事業如日中天時,他的母親病故,他需丁憂還鄉。古時候官員因父母去世而離職守喪,稱為“丁憂”,根據禮制要求,壹般以二十七個月為期。但玄宗覺得朝廷裏離不了張九齡,沒有等到期滿,就召他返京任職。開元二十壹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那時在官名後加壹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東都,張九齡從韶州趕到洛陽,見到玄宗,他又提出讓他盡自己的孝心,還鄉丁憂,等期滿再返朝任職,但玄宗沒有答應。這壹年又提拔他為中書令,兼修國史。兼修國史,對當宰相的人來說,是壹項很光榮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壹種潛在的難以改變的方面,我們通常稱之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張九齡屬於急切性格的人,對自己要求甚高,對別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覺敏銳,有先見之明,而對私人關系間的微妙復雜卻表現遲鈍;他太過於正直,太過於投入,對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膽量,又具有出類拔萃的活動能力,但由於抱著正直、主觀的態度與對方交往,偶爾會嘗到苦頭,人際關系緊張。這決定了他與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劍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長久的默契與合作。

當他與玄宗意見不和時,他沒有像李林甫那樣隨聲附和,而是據理力爭。唐朝東北地區的奚、契丹,時叛時和,成為朝廷東北邊患。張守珪任幽州節度使,多次擊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對張守珪很賞識,想提拔他任宰相。張九齡勸玄宗說:“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職務,不是用來獎賞戰功的官職。”玄宗說:“只給他宰相的稱號,並不讓他實際擔任宰相,可以嗎?”張九齡說:“不可以。孔子說過,官稱和權力是不能借給別人的,因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嚴肅性。而且張守珪不過是打敗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滅了,陛下用什麽官職獎賞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頭。

如前所述,擔任張守珪手下平盧討擊使的安祿山討擊奚、契丹時,由於恃勇輕進,打了大敗仗,即潢水之敗。張守珪、唐玄宗都愛惜安祿山的將才,不忍心殺他。張九齡卻堅持依法處斬。結果玄宗不僅赦免了安祿山,還引起玄宗對張九齡的老大不高興。據說張九齡認為:“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所謂據其相貌而預言將來必反,可能是後世傳說附加之辭。我們認為張九齡之所以堅持要殺安祿山,恐怕主要是從抑制邊功的動機出發,這與他反對任命張守珪為宰相是壹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這壹點與張九齡相反,在這方面張九齡沒有去討好玄宗,當然引起玄宗不高興。

值得推敲的是,安祿山萌發覬覦天下之心是天寶初年,在十多年前張九齡怎麽在他還沒有產生叛變野心時,就預知他會“亂天下”呢?這並不是不能解釋。按照歷史唯物Z義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先有了可能出現天下大亂的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然後才有人產生發動叛亂謀反的野心。雖然當時包括安祿山在內的所有人或許都尚無叛亂之心,張九齡卻註意到了產生天下大亂的環境和條件出現了萌芽,這是他的敏銳高明之處。

在中央政權的安危方面,與唐玄宗目光壹直盯著皇室內部不同,張九齡感受到的是來自邊境地區的威脅。朝廷寵厚邊將,邊將擁有重兵,軍事格局外重內輕,壹旦發生邊將舉兵向闕,中原就無相應的軍事力量抗衡。壹位有識之士對這種形勢產生某種敏感或隱憂,應該屬於正常現象和順理成章的。因此當他看到安祿山這樣壹位出身胡族的將軍因為戰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時,可能壹種不祥的念頭和預感便產生了。如果這樣壹位沒有忠君愛國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時,他可能會做的事情是什麽?壹種令人心悸的念頭便在他腦海裏掠過。

但張九齡政治上的這種敏感不僅沒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關鍵就是他正道直行,對人際關系的微妙處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國嚴重動亂的第壹個機會,便這樣輕易錯過了。

與張九齡同朝為相的李林甫,與張九齡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數”,靠逢迎巴結爬上高位。當他擔任吏部侍郎時,就註意結交宮中的宦官和妃嬪,通過他(她)們了解玄宗的活動。玄宗的壹舉壹動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講話,都能說到玄宗心裏,很快就討得了玄宗的歡心。當時玄宗最寵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壽王李瑁,所有的兒子中,玄宗最疼愛的就是壽王。李林甫通過宦官告訴武惠妃,願意盡力保護壽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說他的好話,因此他被提拔為黃門侍郎,即門下省的副長官,地位僅次於侍中,相當於副宰相了。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與裴耀卿、張九齡等同為宰相。與裴耀卿、張九齡相比,李林甫特別善於迎合玄宗,贏取玄宗的歡心。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東都洛陽。原來的計劃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為洛陽宮中發生怪異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議,打算立刻動身,離開東都。裴耀卿和張九齡都認為,眼下正是秋收季節,車駕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給各地造成許多麻煩和負擔,等到十壹月最好。李林甫已經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張九齡離開,李林甫找個借口留下來,向玄宗說:“長安、洛陽,就是陛下的東宮和西宮,隨時可以往來行幸,還選擇什麽時日啊!即便妨礙壹點兒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稅不就得了。讓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動身。”玄宗很高興,立刻讓李林甫安排啟程。第二天,車駕啟程還西京。李林甫的表現讓玄宗自然感到很順心,同時也就感到張九齡有點別扭。

李林甫處處與張九齡等人唱反調,贏得了玄宗的好感,卻讓玄宗壹天比壹天地討厭張九齡。朔方節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時,節省用度,勤於職守,使河西鎮倉庫充實,器械精良。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賞他,想給牛仙客加官為尚書省某部尚書,可能相當於現在國務院某部部長,或許地位還更重要壹些。張九齡說:“不行。尚書是古代負責向皇帝提建議的大臣,我們唐朝建立以來,只有退職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內外有聲望的人才能擔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現在壹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職,會影響朝廷的聲譽。”

玄宗獎賞邊將,壹心要對牛仙客有所表示,又問:“那麽,只給牛仙客加個爵位可以嗎?”張九齡回答說:“也不行!爵位是對立功者的鼓勵,作為邊將使倉庫充實,器械修整,都是分內事務,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認為他工作勤勞,可以賞賜給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賜給爵位,恐怕不合適。”對張九齡的堅持原則,玄宗心裏覺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談起牛仙客,說:“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幹,任命他做尚書有什麽不好呢!張九齡所說全是書生之見,不識大體。”在玄宗聽來當然還是李林甫的話順耳。

第二天,見到張九齡,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張九齡像原先壹樣極力反對。玄宗臉色大變,壹下子惱火了,說:“難道事情都由妳說了算嗎?”壹看玄宗動怒,張九齡撲通就跪下了,叩頭謝罪,說:“陛下不認為我愚蠢,讓我擔任宰相,我覺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說:“妳嫌牛仙客出身寒微,妳的門第也不高啊!”張九齡說:“我家在嶺南,出身低賤,不如牛仙客生於中原地區。但是我出入朝廷,職掌朝廷誥命已經多年。牛仙客是邊境地區的小吏,大字不識,如果壹下子任命為高官,我擔心眾人會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後又跟玄宗說:“只要有才能見識,不壹定要什麽學問和文章才華!天子任用人,什麽樣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贊同,玄宗不顧張九齡的反對,賜給牛仙客隴西縣公的爵位,食實封三百戶,也就是把三百戶農家的租賦作為牛仙客的收入。

當初,玄宗想讓李林甫做宰相時,曾征求過張九齡的意見。張九齡回答說:“宰相的任命關乎國家安危。陛下要讓李林甫做宰相,我擔心將來會成為朝廷的禍患。”玄宗對張九齡的意見不以為然,還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時張九齡因為富於才學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雖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結張九齡。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關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現在,玄宗在位幾十年,越來越放縱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對政務越來越懶得管。張九齡壹看到玄宗有什麽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極力論爭。李林甫則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尋找機會,在玄宗面前中傷他。

玄宗當年做臨淄王時,王宮裏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寵幸,趙麗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儀生鄂王李瑤,劉才人生光王李琚。後來玄宗即位,寵幸武惠妃,趙麗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壽王李瑁,最受玄宗疼愛。太子李瑛和李瑤、李琚幾個小孩子在內第見面,都因為母親被冷落而說了些不滿的話。鹹宜公主的丈夫、駙馬都尉楊洄經常尋找三個孩子的過失,密告武惠妃。鹹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兒,所以楊洄站在武惠妃壹邊。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說:“太子私結朋黨,想害我們母子,而且還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這話告訴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廢掉。張九齡不同意,他認為三個皇子都沒有大過,不應該聽信沒有根據的話,壹氣之下全都廢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動搖,廢太子可能會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他舉了歷史上許多由於廢除太子而導致的內亂,因此勸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說:“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言下之意,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對著幹了。張九齡的正直敢言又壹次引起玄宗不高興。

李林甫當眾什麽都不說,退朝後私下告訴受玄宗寵幸的宦官說:“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問外人呢?”這話當然會傳到玄宗耳朵裏,玄宗猶豫不決。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裏打雜的牛貴兒,私下對張九齡說:“廢太子李瑛,壹定會立壽王李瑁。您只要肯幫忙,就可以壹直做宰相。”張九齡喝斥這小官奴妄說是非,並把這話告訴玄宗。玄宗發現在太子問題上,實際是武惠妃在挑撥離間,臉色氣得發白。因此直到張九齡後來被罷免宰相,太子的地位壹直沒有受到威脅。但是李林甫壹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說張九齡的不是,玄宗越來越疏遠張九齡。

經李林甫推薦,朝廷任命蕭炅為戶部侍郎。蕭炅沒有學問,有壹次跟中書侍郎嚴挺之讀壹個材料,裏面有“伏臘”兩字,他竟讀成了“伏獵”。嚴挺之向張九齡抱怨說:“尚書省這樣的中樞機構,怎麽能任命壹個‘伏獵侍郎’!”張九齡告訴玄宗,玄宗只好讓蕭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開始怨恨嚴挺之。張九齡與嚴挺之關系好,想舉薦嚴挺之為宰相,曾經告訴嚴挺之,說:“李尚書正受皇上恩寵,足下有機會時應該去拜訪他,跟他搞好關系。”當時李林甫以禮部尚書任宰相。嚴挺之這個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為人,始終不去巴結他,從不到李林甫門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嚴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貪汙罪,朝廷交三司審判。唐代負責***同審理重大案件的三個官署刑部、禦史臺和大理寺,合稱三司。嚴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為王元琰托人說情,希望能給寬大處理。李林甫讓手下的人向玄宗告發此事。玄宗告訴宰相說:“嚴挺之竟然為罪人說情,拉關系。”張九齡說: “王元琰的妻子是嚴挺之休掉的妻子,不應該有私情。”玄宗說:“他們雖然已經離婚,卻仍然有私情。”敢於跟皇帝擡杠,只有張九齡才這樣做。

玄宗覺得既然嚴挺之為王元琰說情是事實,那麽張九齡明顯是袒護嚴挺之。考慮到過去張九齡、裴耀卿常常互相聲援,彼此呼應,因此認定張九齡、裴耀卿和嚴挺之等已經結成了朋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壹月二十七日,玄宗罷免了裴耀卿和張九齡的宰相職位,而讓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領朔方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含義相同,列名宰相。同時,把嚴挺之貶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則流放嶺南。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張九齡並不是完全沒有失誤,他的失誤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勢下臺。這次宰相的調整,使張九齡、裴耀卿、嚴挺之幾位正直而富於才學的大臣被疏遠;而由於牛仙客的入相,則使李林甫的勢力在朝廷裏占了絕對優勢。李林甫處心積慮的努力,終於達到了目的。以正直聞名的張九齡獲罪降職,失掉相位,則向其他朝廷大臣發出壹個信號。從此朝廷官員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壹想,怎麽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至於原則是可以放棄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麽“直言進諫”了。李林甫執政後決策上的失誤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後來安史之亂發生的重要原因之壹。

官場上向來是壹榮俱榮、壹損俱損的。張九齡曾推薦周子諒任監察禦史。張九齡罷相後,周子諒彈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卻引用迷信的說法,說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親自審問查驗,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諒,把他流放瀼州(今廣西上思縣)。周子諒行至藍田縣,因傷勢過重而壹命嗚呼。張九齡也因用人不當而受到牽連,被貶為荊州大都督長史。後來張九齡請求歸鄉拜謁父母的墳墓,在家病死。周子諒事件其實只是壹個由頭,張九齡被貶當然與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傾陷有關。

從張九齡幾次觸怒玄宗的事例來看,他與玄宗的重要分歧之壹表現在邊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擴張政策,獎勵邊功,寵厚邊將;張九齡則主張抑制邊功,反對重用那些靠打仗有軍功而進身的邊將。這幾乎是張九齡惹玄宗不高興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聽取了張九齡的意見,對邊將稍加裁抑的話,哪怕是提高壹點兒警惕,可能安祿山也不會蘊蓄十年,坐大東北,造成“祿山壹呼,四海震蕩”的局面。現在看來,張九齡可能是惟壹壹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亂發生的宰相,可惜他過早地被拔除了。張九齡與玄宗、李林甫君相間從心理上的齟齬,到言語間的磨擦,終於相違相棄,代表了帝國政治大廈的壹道裂縫,這道裂縫不能彌合,給安祿山坐大創造了時機和條件。

以張九齡為代表的壹批富有才學的官員,政治上比較有遠見,李林甫等人雖有吏幹,但缺少深謀遠慮——這裏指國家發展的大計,不包括個人固權保位的心計。這些人掌控壹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難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後來,安史之亂發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當年張九齡有先見之明,後悔沒有聽從張九齡的建議,傷心流涕。他派壹名宦官到張九齡的家鄉韶州曲江,祭奠張九齡,並對他的家人厚加賞賜。

2、口蜜腹劍:李林甫誤國

雖然安祿山發動叛亂時,李林甫已經死去三年,但人們都認為安史之亂的發生,與他的執政有密切關系,認為安祿山這個叛亂的種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發芽的。這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為相期間所造成的政治局面,為安祿山叛亂創造了條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淵的堂兄弟長平王李叔良的曾孫,但到李林甫時,這壹支與皇室的關系已經相當疏遠,他的父親李思誨只做過揚州大都督府的參軍。李林甫因善於鉆營而逐漸爬上高位,靠巴結武惠妃而升任宰相。這個人陰險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說壞事做盡。

中國人習慣上從道德品質上評價歷史人物,李林甫成為史書中的花臉奸臣。西方史學家曾極力想撥開歷史記載的迷霧,恢復李林甫的名譽。他們認為李林甫任宰相期間,壹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編訂法律、兵制改革和財政的發展等等(《劍橋中國隋唐史》)。的確,對李林甫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強調他在歷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幹精明而著稱的,精熟於官府運作和官僚事務,他在任期內極力使各項事務都井井有條,規定格限,的確表現出章法分明的氣象,說他是壹位精明的行政官員,或者說是壹個政客,可能不是過度溢美,但如果說他是壹位政治家可能並不夠格。政治家應有的天下為公、犧牲精神和任人唯賢等優秀素質,他都沒有。實際上天寶時期唐王朝在經濟上面臨的危機沒有從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為後來邊防軍舉兵作亂埋下伏筆,至於《唐律疏議》的編定和法制建設方面的成就,那是從唐太宗時起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不能歸功於李林甫壹個人。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專制社會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許多行為與法律運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歡搞權術,把天寶時期政壇搞得充滿恐怖,人人自危,在壹定程度上又重現了武後時期政治天空中的陰霾。唐王朝由盛轉衰,讓他承擔壹部分責任並不委屈他。

我們看到,李林甫為相期間,他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如何鞏固玄宗對自己的恩寵和自己的相位上。張九齡等被罷相,李林甫想獨攬朝政,擔心那些諫官動不動就把問題反映給玄宗,破壞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開召集諫官們開會,說:“當今天子聖明,大臣們順從皇上的命令都來不及,不需要諫官們對朝廷事務說三道四。”他指著旁邊禦廄裏驃肥體壯的馬,說:“大家看到這些儀仗隊裏的馬了吧,平時享受三品馬的飼料,可是只要在儀仗隊裏亂叫壹聲,立刻就被開除。那時候後悔都來不及!”補闕杜琎不識時務,上書朝廷,發表意見,第二天就被當做亂叫的儀仗馬調出長安,讓他去下邽縣當縣令了。

王皇後被廢以後,武惠妃特受玄宗寵幸,李林甫覺得這是他上爬的階梯。武惠妃的女婿楊洄向朝廷上奏,說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和光王李琚與太子妃的哥哥、駙馬都尉薛銹暗中有密謀,要害壽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議這件事,提出廢黜太子,處罰幾位小王,遭到張九齡的反對。李林甫對壽王之母武惠妃有過承諾和默契,想扶持壽王為太子。他看玄宗傾愛壽王,便迎合玄宗說:“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們做臣子的該管的。”李林甫的這種態度,使玄宗最終下定決心,處罰了這幾位不幸的親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開元年間壹大冤案。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壹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廢太子和二王為庶人,把薛銹流放到瀼州;接著又把太子和二王賜死於城東驛,把薛銹賜死於藍田縣。鄂王李瑤和光王李琚都好學有才識,無辜被殺,人們都替他們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趙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瑤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牽連,幾十個人被流放貶官。只有李瑤的王妃家韋氏,因為王妃以賢惠著稱,才沒有人受到株連 ——所謂“賢惠”,即不過問政治,這樣在險惡莫測的宮廷和政壇較安全壹點兒。

李林甫善於弄虛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績。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嶠上奏:“今年全國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壹直以來,大理寺的監獄被認為殺氣太盛,連鳥雀都不棲息的,現在有鵲鳥在院子裏樹上築巢,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於是百官都因社會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賀。玄宗則歸功於宰相治國有方,第二天就賜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豳國公。

那些在才能和聲望上超過自己、有可能威脅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著重打擊的對象。李林甫為人城府極深,旁人很難透視他的內心。他善於以甜言蜜語獲取別人的好感,可是背後傷人,不露聲色。凡是玄宗喜歡的人,或者才能、聲望或功業超過自己的人,他先是親近交結,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權勢對自己稍微有點兒威脅時,就設計加以排斥。即便是久於官場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難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別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華和有學問的人,表面上與之交好而背後加以陷害。所以人們評價他:“口有蜜,腹有劍。”“口蜜腹劍”成為人們常用的成語,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語言積澱。在保權固位方面,有幾件事極見李林甫的心計和詭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