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散論·宋詩》中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這番話說的便是唐、宋詩各自的特色。
舉壹個例子說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壹）：“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此詩只是寫洞庭西望之所見，信手拈來，毫不著力，讀來的確是蘊藉空靈，情在景中，這是以韻勝。
再看黃庭堅的《題鄭防畫夾》（之壹）：“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這首詩前三句寫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動人，待到詩人欲買舟壹遊時，方明白並非真景，原來乃是畫。前三句的烘托作勢，目的全為閃出最後壹句，足見頗費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勝。
唐詩重韻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四句均寫景，並無特別深意，然其中灑脫高遠，讀者自能體會；其美全在情辭。這便是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講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詮”。
而同是寫廬山，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便不盡相同，前兩句還是寫景，但後兩句卻是議論，不過正因有此議論，更能讓人充分領略到廬山的峰回路轉。清人趙翼評論道：“廬山名作如林，若再實做，斷難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於以偏師取勝。”
的確，本詩與李白詩相比，意思較為深刻，以氣骨見長；但情辭之豐腴則有所不如了。蘇軾此詩的意義還不僅於此，讀者還可從中領悟到深刻的哲理；而這也是宋詩的特色之壹，即富於理趣。
至於富理趣，唐詩中本有，像王維的《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詩人只是敘事寫景，松風山月、解帶彈琴，均可資以悟道。最後以不答作答，耐人尋味。理寓於景，意在言外，這是唐詩說理的特色。
而宋詩說理的特色，則可以照看黃庭堅的《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樂園二首》（之壹）：“萬事同壹機，多慮即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蓮花出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相對上壹首而言，二詩其實含義相同，但黃詩在寫法上較為曲折，說理更加透辟；只不過言盡句中，論到含蓄則有所不如了。
在說理詩上唐、宋詩各有各的特色，寫景詩亦然。再如像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北風卷地百草折），雖然極盡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來，數換韻腳以作停頓，步驟合拍。宋詩中例蘇軾的《百步洪》（長洪鬥落生跳波），效仿韓愈《送石處士序》中的比喻手法，壹氣呵成，使人應接不暇；且中間不換韻腳，大有直下之勢。詩的優美與文的流暢兼有，寫作技巧可說比岑詩有進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沒有唐詩的雍容之態。
宋詩不僅在章法上，在音調上也壹改舊觀，多挺拔瘦勁，以黃庭堅詩為代表，與唐詩的渾雅之音迥異。此外，嚴羽曾指摘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實際這也正是宋詩區別於唐詩之處，是宋詩的壹大特點。
宋人既求新求變，於是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皆入文章，獨辟蹊徑。而唐詩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辭，在宋詩中卻很少能見到；這主要是唐末出現並在宋代發展起來的詞，其體裁形式適於言情，故宋人的這類情感大多轉註到了詞中。
唐、宋詩的孰優孰劣歷來紛爭不止，褒貶取舍因人而異。宋詩的長處在於技法上較唐詩有所進步，以及題材的擴大，不過文學技巧越是進步，天籟自然越失，難免露出斧鑿之痕，失卻雍容渾厚之美，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而與此同時，若壹味求新求變、求深求險，壹但無新意所得，只好留意於字句之間，舍本逐末，便有損詩境，因辭害意。而宋詩不及唐詩之處也正在於此。
就文學的發展而言，貴獨創而不貴拘泥，宋詩人在唐詩已然興盛至斯的情況下，難以為繼；窮則思變，於是開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處，另創壹格與唐詩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元明之後，詩盡管也有所變化，卻均越不出這兩大派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