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老贈夢得》
唐?白居易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
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
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
情於故人重，跡***少年疏。
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余。
賞析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的詩史。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壹些小詞。其中《花非花》壹首，頗具朦朧之美，後世詞人如歐陽修、張先、楊慎，都是極為贊賞。
白居易晚年患有眼疾、足疾等各種疾病，給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不便，由此，詩人的心態比較消極。白居易和劉禹錫年齡相同，如今同為老人，彼此對衰老都有自己的看法，詩人深受年老戕害，心中的煩悶壹股腦向好友傾吐——“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由於眼睛容易幹澀，壹到晚上就不得不早早地上床睡覺；早上起來頭又特別慵懶，連頭發都不去梳理。眼疾應該是老年人常見的壹種疾病，不僅是壹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是當今的許多老年人，同樣如此。詩人說自己眼睛幹澀，頭慵懶，而且“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視力下降也很嚴重，這些病癥對於當時來說，真是令人束手無策。當然，衰老的副作用不僅僅有眼睛，詩人還說自己“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腿腳行走非常不便，幹脆就深居簡出了。在年老的折磨下，詩人的心態比較消極，最後不得不發出“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余”的無奈嘆息。
擴展閱讀：文學的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詩詞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壹。他壹般只選擇最典型的壹件事，突出壹個主題，“壹吟悲壹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誌”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壹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壹幅多麽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誌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壹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