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學派認為，人的心靈深處有壹個“本我”，還有壹個“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學中的歸根反本，它擺脫了文化符號的異化與扭曲，如嬰兒自然而和諧的生命的本來面目，它接近於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所標舉的生命的本真狀態。“超我”則是社會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於社會現實中，充當種種特定的社會角色，按照群體規範和要求行動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壹對矛盾，和諧地統壹在人的靈魂深處。壹時“本我”占據上風，壹時“超我”表現明顯。“超我”和“本我”的交錯呈現，顯示了人在不同時期裏的不同行為表現甚至整個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時代，許多文人在妥協世俗、擴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時，其實內心深處也時時流露出對險惡官場及叵測社會的厭棄，在竭盡心機地回歸“本我”，力所能及地體念著生命的本真狀態，如竹林七賢、謝靈運、陶淵明、李白、王維、蘇軾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遠的，對這壹狀態體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數陶淵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麽徹底。他的這壹出世心態在他的許多詩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飲酒》系列中尤其發揮到了極致。本文便以《結廬在人境》為例略作闡釋。
《結廬在人境》壹詩，是陶淵明詩歌意象的頂峰。在這首詩中，“本我”擺脫了“超我”的糾纏，澄明無礙地存在於詩歌意象中。“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種“遠”與“靜”的境界是“本我”戰勝“超我”後才可能出現的。“心遠”並不僅僅是因為“地偏”，最關鍵的恐怕還是陶氏在心靈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為物役，塵根未了，則即使身處“無車馬喧”的偏地，也仍然會為凡事俗情所羈絆，像唐朝王維輩那樣像模像樣地隱居終南，但他心裏圖的依然是那條加官晉爵的捷徑。在王維身上，“本我”僅僅是追求“超我”的壹種手段。而陶淵明則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靈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現出壹種完完全全的展開狀態。這個時候，不管形體在田園還是在鬧市，“心遠地自偏”，這種澄明無礙、自由自在的心靈使萬物都展現出寧靜悠遠的情韻。“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至此，詩人與“本我”融為壹體。采菊的陶淵明，已是解脫了各種塵世紛擾，以生命本真狀態呈現的陶淵明了。他心靈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與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個身心已融入山氣和美麗的夕陽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飛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翺翔。如此心平氣和、心無旁騖地與大自然相承合，體味著大自然本身無窮的韻味。在這種觀照中，物是原態的，心是寧靜的，心物交匯在內心裏，在和諧意識中，認認真真地進入了壹種物我同壹的“忘我”狀態。
前四句，詩人擺脫“超我”從世俗回歸自然；中間四句，詩人又以壹種超脫虛靜的心態，真切地體念著生命的本真狀態；到了最後兩句，詩人則更似乎進入了壹種神情恍惚、虛無縹緲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所謂的“真意”即是對回歸生命本真的體念與感受。這種體念與感受想要說但說不出來。古人說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絕不是故作高深，只是這種感受確實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這首詩中無酒，詩人卻將其歸入飲酒二十首，且成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於其意象的捕捉與構成具有直覺無意識的酒神精神的特點。誠如古人所說：“這首詩意象構成中景與意會，全在壹偶然無心上。‘采菊’二句，俱偶爾之興味，東籬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見，亦是偶爾湊趣。山且無意而見，菊豈有意而采，……山中飛鳥，為日夕而歸，……但其歸也，適值吾見南山之時，……此亦偶湊之趣也。……其壹點‘真意’，乃千聖不傳之秘，即道書千卷，佛經完萬葉，猶不能盡厥蘊，故但以‘欲辯已忘言’五字喝斷‘此中有真意’之間。雖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東籬’雲乎?”“偶爾之興味”，即審美的直覺無意識狀態。從此狀態中蛻化而出的詩歌意象，才能獲得“境在寰中，神遊象外”的悠遠不盡的意味。這偶然無心的情與景會，正是詩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時其空明無礙的本真之境的無意識投射。這裏，相與歸還的鳥兒和悅欣慰，它們沒有了仿徨，沒有了迷茫，也沒有了離群之悲傷。它們投射著詩人擺脫“超我”的孤獨迷惘後，精神獲得巨大的歸屬和依托感，從而呈現出自由而寧靜歡暢的心情。
對生命本真狀態的真心體念是這首詩真意之所在，也是《飲酒》詩及陶淵明詩歌的終極目標。
談陶淵明的田園詩
壹 導言
晉文壇玄言詩風很盛,文學內容嚴重脫離現實。在這樣的時代，陶源明異軍突起，在詩歌，散文，辭賦創作上別開生面，以其突出的創作成就給沈悶的文壇帶來了清新氣息，特別是反映鄉村風光和農村生活的田園詩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二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及其思想發展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又名潛，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荊林街)人。他是中國東晉時代最傑出的詩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是壹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在當時，嚴格區分級的門閥制度高度發展，士人的仕途基本上決定他的出身，門閥士族壟斷了高官要職，庶族寒門深受壓抑。這種嚴酷的現實對陶淵明的生活和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出生在壹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赫，官至八州都督，曾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親陶逸亦做過地方官，外祖父孟嘉做過征西大將軍。但至陶淵明時，家道早已中落，生計極其艱難。陶淵明少年時代由於家庭和儒經的影響，對統治階級抱著幻想，有“大濟蒼生”的壯誌。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處的時代卻是對他十分不利的。這時，反動的門閥制度發展到了頂點，門閥士族壟斷了高官要職，出(公文有約)身於庶族寒門的人則遭到無理的壓抑。陶淵明的曾祖陶侃雖以軍功取得晉朝的高官，但本身並非門閥士族，在當時就已被譏罵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淵明時代，連這樣的家世也沒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會的重視。這時東晉政治又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以陶淵明生活的主要時期來說，便經歷了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終於奪取了晉政權的劉裕勢力的興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軍閥所熱中的是爭權奪利，他們既不想整頓政治，也無意收復失地。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想實現進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這種客觀現實對陶淵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變化有著深刻的影響。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也為了擺脫貧困的生活處境，陶淵明壹生曾五次出仕。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出為江州祭酒。但很快就“不堪吏職”而辭職回家，“躬耕自資”。第二次出仕，在他三十五、六歲時，為刑州刺史恒玄幕燎。恒玄是壹個有野心的大軍閥，專橫放扈，陶淵明由於生性耿介，對其厭惡和憂慮，於公元401年冬，借母喪為由，辭官回家，又開始了躬耕田園的生活，第三次出仕，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即是陶淵明歸隱三年之後。先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第四次出仕是公元4仍年從劉裕處轉任建成將軍劉敬宜的參軍。第五次是義熙元年(405)八月，陶淵明又求為彭譯令。是年十壹月，作了八十天縣令的詩人，終因“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辭官回鄉，徹底走了二十多年漫長的歸隱的道路。陶淵明在歷經了官場的齷齪和束縛之後，終於迷途知返，植杖耘耜，清流賦詩覆成自己的“天命”，因而從心靈的深處釋解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歸盡”，找到了生命的歸宿。
陶淵明的退隱，既出於對時勢動亂、仕途險惡的憂慮，為了避禍而遠離官場，也根源於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在門閥、制度下，寒士難有作為，他的“大濟蒼生”的宏願註定會破滅；而面對官場的惡濁的黑暗，既無力改變，又不願同流合汙，陶淵明最終選擇了壹條潔身守誌的道路。正因為他把壯誌埋在心裏，所以壹直沒有忘卻現實，常常流露出對腐朽的現實的不滿和壯誌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憤。在性格方面，陶淵明率真剛直，不合於官場，官事繁忙勞頓，也不合他自由閑靜的習性。還有壹方面，在於他本身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心為物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瘸苦，他要擺脫的自身軀殼及物質的役使，獲得心靈的自由。陶淵明壹生儒道兩家思想沖突很激烈，表現在他生活中就是屢仕屢隱。總之陶淵明既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同時也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吸收繼承了多種思想觀念，從而融合成了獨具壹格的陶淵明的性格。
三 陶淵明的田園詩的分類
陶淵明 的創作以詩為主，兼擅辭賦和散文。詩現存壹百二十余首，特別是反映鄉村風光和農村生活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大，對後世影響深遠。
所謂田園詩，就是指描寫農村田園生活和田園風光的詩。陶淵明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第壹個田園詩大作家。在詩歌發展史上，以農業勞動為內容的詩歌可以追溯到古代歌謠。到了《詩經》出現了大量的反映農業生產的農事詩。這些農事詩反映了農民的勞動生活及其感受，但只到了陶淵明，農村的生活和田園風光才真正得到文人的註目，農事詩發展為田園詩，這些田園詩巧妙的將情，景，理三者結合起來描述農村風光和田園生活，詩歌風格清新自然，描寫細膩，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獨特的藝術風格，形成了影響久遠的詩歌流派。陶源明也因此被後世稱為“田園詩人”。
陶淵明的田園詩從其內容看可分為四類:
第壹類描寫恬美靜穆田園風光，抒發了詩人閑適自得的心情。這些詩歌寫出了大自然的美，表白了詩人脫離樊籠的自由心境。如(歸田園居)其壹寫道：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洲。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詩人把統治階級的上層社會斥為“塵網”，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羈鳥”、“池魚”，把退處田園說成為沖出“樊籠”，，重返大自然的喜悅有如鳥兒沖破牢籠羅網，心情是那麽輕松愉快，表現了他對醜惡的世界的鄙視。因而，在全詩中既流露出壹種心靈解放的舒暢，又飽含擺脫官場，安然歸家的歡欣，於是詩人不厭其煩地壹壹描述自己的田園：田畝、草屋、榆柳、桃李、遠襯、狗吠、鳴吠，都是那樣親切美妙，足以安身立命。這些極其普通的景物，經過詩人的筆觸，便酷似壹組和平、平靜的農村風景畫佳作。字裏行間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愛。在這裏，淳樸、寧靜的田園生活與虛偽、欺詐、互相傾軋的上層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陶淵明以審美的目光註視田園和大自然，超脫了現實的矛盾和痛苦，達到和諧靜穆的境界。
當詩人尚未離開宦途時，總有壹種“暫為人所羈”的感覺，心情無法平靜下來，他“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但當他遠離了汙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飲酒》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門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詩人避開了達官貴人的車馬的喧擾，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獲得了自由而恬靜的心境。
第二類歌詠農業勞動，以及在勞動中與農民的深情厚誼。
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引入註目的是那些描寫自己躬耕田畝的作品；由於生計所關，農事勞動當然是詩人歸田後的首要之務。早在彭澤桂冠的前二年，他在家居時就已經開始農事勞動了。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中所寫的“在昔聞南畝，當年意未踐；屢空既有人，存興豈自免”(其壹)，“秉來歡務時，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畝辦懷新；雖未量歲功， 事多所欣”，都是當時田間農事勞動的經過和歡快之情。在彭澤歸來的最初的日子，這類農事勞動的描繪也都是帶有壹種浪漫情調和歡欣的色彩。盡管他面前的只是壹個幾間草屋，幾畝荒園，有著妻子之累的貧寒的家。但他卻把未來的生活想象得非常美好。《歸去來辭》裏所說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家人吉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正是他設想的未來隱居生活的主要內容。《歸田園居》五首是陶淵明在晉安帝義熙二年(406)寫的組詩，其三說：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壹個披著月色，從草木叢生的小徑上荷鋤歸來。詩人用極經濟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繪塑了壹個封建士大夫親自躬耕田畝的形象，寫得情趣盎然，寫景亦是寫心。“衣沾不足借，但使願天違”，正是在辛勤的勞動中，詩人明白、了\"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湍\"(《庚戌歲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的道理。所以盡管“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詩人還是“但願長如此，躬就非所嘆”(同上)。詩人描寫景物，就這樣往往和農業勞作交織起來，作為勞累的壹種補償，更體會到壹種“欣慨交心”的感受。隨著詩人年歲的老大，躬耕歲月的長久和生活的日益貧困，到了他五十二歲寫《丙辰歲八月於下撰田舍獲》時，他的思想認識更有所提高。詩雲：
貧居依稼稿，戮力東林隈 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司田春有秋，寄聲與我諧。
饑者歡初飽，束帶侯雞嗚。 楊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 郁郁荒心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林烏喜展開。 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 姿年逝已寇，其事未雲乖。
遙謝荷條翁，聊得從君棲。
這裏，詩人歸隱初期嘆苦嗟勞的情緒已讓位給對收成好壞的擔憂。\"不言春作苦\"，不是不苦，而是已無暇叫苦，唯壹惶恐的是收成不好，眷眷於心的是秋收有望。因為收成的好壞關系著生活的溫飽，\"饑者歡初飽\"，正是久饑後吃了頓飽領的真切感受，這絕不是絕食終日的封建貴族文人所能有的體會!
在二十多年的隱居生活中，耕作的艱苦和生活的困窘只是壹個方面，而讀書；交友、春遊這些豐富多彩的生活帶來的精神上歡樂和豐收足以補償他隱居時的物質生活的欠缺。這些，在他的詩中都有充分的表現。
讀書也許是詩人隱居生活中至老不衰的樂趣。不論在躬耕之暇，閑居之時，或者在鄰朋交遊以至絕糧挨餓的當口，讀書都是能使他得到最大的享受。他在《移居》(其壹)中寫的\"鄰曲徐徐來，撫言談在昔，奇文***欣賞，疑義相與析\"，《答龐參軍》中寫的\"談笑無俗調，所悅聖人篇\"，《讀山海經》中的\"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在《吟貧土》中的\"傾壺無余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下，曰仄不遑研\"等，寫的都是他的這種讀書生活。詩人也正是從讀書中尋覓先賢高蹈世外的榜樣，以作為自己隱居生活中對抗外界壓力的精神支持力量。
除了躬耕和讀書之外，親朋鄰居的交遊之樂也是陶淵明隱居生活中的壹個主要內容。如《遊斜川》是寫春遊，《移居》二首是專寫移居南村後鄰朋交遊之樂的詩篇。其壹雲：\"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乎；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輒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陶淵明甚至認為這種交遊之樂能使他忘記人間的壹切煩惱，他但願永遠不要離開這裏。
長期在躬耕田園，生活的日趨惡化，使得詩人在勞動過程中逐步接近農民，與農民建立了感情。《歸田園居》其二中寫道：“時復墟曲中，披草***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詩人在與農民的交往中，進壹步認識到農民淳樸,自然,誠實的氣質。詩人與農民***話桑麻，與他們生活的苦樂有了***同感受。陶淵明的這些田園詩不僅表現了與剝削階級寄生觀點鮮明對立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頑強態度。這些都超出了壹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使他的田園詩閃爍著進步的思想光輝。
第三類，反映了農村的雕蔽和村民生活的貧苦。
陶淵明的田園詩主要反映了他歸隱後的勞動生活和談泊的心境及描寫田園的詩情畫意時；但作為壹個正直的詩人，他的壹些詩也反映了農村的雕敝景象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詩人的家鄉地處江州，曾是桓玄發難之地，軍閥之間爭奪政權的戰爭和鎮壓盧循農民起義的戰爭都在這裏屢次進行。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都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晉書·劉毅傳》說：“江州自恒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彈力竭，無以至此。”陶淵明對這些戰爭雖未作正面描述，但確已接觸到了農村的殘破和生產階破壞。(歸田園居)其四說：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憂間，依依昔人居。
進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知?”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愫。”
壹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村落變成了荒墟，田園變成了丘壟，居民已經亡逝，觸目之處皆荒涼破敗。詩人雖未交代其原因，但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無疑是戰爭造成了這怵目禍心的景象。在《還舊居》裏，詩人的寫到了故居的破敗。“阡陌不夠舊，邑屋呈時非。履歷圍故居，鄰定罕復遺。步步尋往跡，有處特依依。”這種破敗景象的描象表明詩人對農村生活有著清醒的認識。他還描寫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自己生活的困頓。(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說：“炎炎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寫的是災害欠收，自己饑寒交近的苦況。在《有為而作》詩的序言中他又說：“舊谷既沒，新俗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才通，旬日以來，始念饑乏。”在詩中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熟敢慕甘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待沒空自遺”的話，寫的是他壹家的生計已瀕臨絕境，不得不接受他人的施舍接濟過日子。饑餓有時還迫使詩人出門覓食。他的《乞食》詩所寫的就是他的壹次為逃避饑餓而作乞客的經過。詩人記述種種貧困，不是無目的的，而是因為“今我不述，後生何哉”(《有為而作序》)，要讓後生知道生活的艱苦，知道保持固窮節多麽不易。
第四類，表現了詩人美好的社會理想。
陶淵明不滿黑暗的現實，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會，但幾次出仕都未能實現，那時他還只能從傳說中的古代尋求理想社會的圖案，他在詩中流露“黃唐莫逮”的慨嘆。這樣，他的社會理想不能不是朦朧抽象而又具有濃厚的復古主義傾向的。最後轉而寄身田園，隱居躬耕，獨善其身。陶淵明的躬耕生活的結局如此可悲這也許是他歸隱之初沒有料想到的事。但就他來說，這是求仁得仁，又復何悔!他的躬耕不仕之誌，仍到充也不動搖。他以前修為榜樣，“誰雲固窮狂，邈哉比前修。”“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表現了他的高風亮節。詩人也正是通過長期的田園生活，感受到了統治階級的戰爭和剝削給人民帶來了痛苦、貧窮和死亡，看到了勞動人民在當時“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現實，體會到了人民的願望和理想，促使了壹個“桃花源”理想社會的誕生，創作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詩並記》。
《桃花源詩並記》是陶淵明晚年的作品。如果說《歸去來辭》是陶淵明對官場的否定，對田園的追求，那麽，《桃花源詩並記》則是陶淵明對整個現實世界的否定、對幻想的理想的追求。在這裏，陶淵明創造了壹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說”的無君無臣的社會，這使我們想到了《詩經·魏風·頓鼠》中勞動人民幻想中的“樂土”。在那裏：
相命肆農耕，曰人從所愁。 桑竹垂餘者，菽稷隨時光。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說。
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 禾豆猶古法，衣裳天新制。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 怡然自餘樂；於何勞智慧。
這種社會只能存在於詩人的幻想之中，但這也正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批判和否定，代表了處在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難以生存的廣大勞動者的善良願望。桃花源式的社會，不僅是先世哲人們(如老莊，阮籍《大人先生論》，鮑敬言《無君論》，都主張無君無臣的社會理論)的理想的形象化，更是詩人基於社會現實生活，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繪制的理想藍圖。
《桃花源詩並記》是陶淵明田園詩的新的發展階段。它不局限於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而著眼於提出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方案，表現了詩人救人民於苦難之中的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是詩人田園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產者對造成戰亂和貧困的封建社會所提出的抗議，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希望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強烈的願望。它雖然仍是壹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卻啟發人們認識封建社會的黑暗，鼓舞人們反抗不合理現實的鬥爭。
四 陶淵明的田園詩的藝術特色
陶淵明在中國詩史上是第壹個大量寫作田園的詩人，他開創了田園詩派。他的田園詩有著濃厚的田園生活氣息；彌漫著五谷和桑麻的芬芳，洋溢著勞動的歡悅和艱辛，表現著農民生活的苦難。這些散發著泥土氣息的田園詩到後來與謝靈運的山水詩相結合，形成了綿綿不絕的山水田園詩派。陶淵明田園詩在詩史上的革新作用，還在於它沖擊了彌漫著詩壇的玄言詩，打破了自魏末以來玄言詩壹統詩壇的局面，給詩壇帶來了清閑的氣息。猶如壹股春風，使窒息的詩壇漾起了勃勃生機。這股春風匯合了謝靈運的山水詩，終於滌蕩了“談乎寡味”的玄言詩，徹底解放了詩壇，恢復了詩歌不是以說理取勝，而應以抒情見長的傳統，放射出新穎的藝術光芒。 000
陶淵明的田園詩的藝術特色最受後人稱道的是其平淡自然的風格，“古今尊陶，統歸平淡”(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與同時期。“談乎寡味”的玄言詩不同，陶淵明的平淡是徹憂思後復歸於平靜安祥，飽含落日常生活的熱愛，平淡自然不僅是陶淵明的人格修養，也是他的審美追求。因而，在陶詩中出現的事物，大都是平信所見的東西，沒有奇特的意象，不雕章麗句，詩人以清閑的感受，真切的體驗化俗為雅，化平凡為神奇。這是陶詩韻雋永的原因。
筆者認為可以從三方面來論述“自然”的藝術特色在他田園詩中的表現。
其壹，語言上自然本色、精練傳神。“陶詩是當時社會文化的自然狀態，有著什麽樣的陶淵明，也就有著什麽樣的陶詩，‘語言是存在的家’，陶詩就是陶淵明其人的家。”這個比喻可謂形象。陶淵明的田園詩不尚藻飾，不事雕琢，而是慣用樸素自然的語言和疏淡的筆法精練地勾勒出生動的形象，傳達出深厚的意蘊，從而達到寫意傳神的藝術效果。然而事實上，陶詩的語言並非是未經錘煉的，反而是高度精練、去蕪存精後才顯得平淡而自然，從這壹角度看，陶淵明對文字的提煉運用可說達到了極高的造詣。正如元好問所說：“壹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
其二，藝術風格上恬淡自然、醇厚雋永。清人方東樹曾說：“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四個“真”字，可見陶詩真實感之強，“自然”氣之盛。縱而觀之，其田園詩的題材和內容多采自歸隱後的生活，他將勞動視為自然的生活方式，認為自躬自耕式的生活雖苦且累，然而卻是最貼近田園的純自然性質的生活。其詩所描寫的對象，亦是習見常聞的事物，如村舍、雞犬、桑麻、豆苗、耕種、風雨等，都是直寫其物其事，而不講究詞藻上的華美，粗略幾筆即勾勒出景物的神韻，形似更神似。此種白描功底，於平淡中透出豐富聯想，於聯想中生出詩的“淡永”意境。可謂“極平常之景，各生趣味”、“無壹修飾之語，而其間無窮妙味。”
其三，藝術境界上高遠拔俗、天然渾成。主要體現在追求情、景、事、理的交融統壹。陶淵明曾借《五柳先生傳》道：“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可見其田園詩的特點乃以“意”為詩，“直寫胸中天”（元好問）。其實詩意也直接源於自然——觸景生情，於是“詩緣情而綺麗”。陶詩的魅力，在於以其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語言創造出沖淡之美的藝術境界；在於詩句充滿感情力量，但同時又舒緩、平和、少有激蕩，嚴謹地與冷靜的哲理思維相結合，創造出高遠拔俗的意境；在於從平凡的生活素材中提煉深沈的意蘊和哲理，從而實現田園詩的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境界。總體而言，陶詩的意境都較為完整，勝在以整體為單位感染讀者，而不以壹字壹句或某個片斷吸引人。
創造出深融完整的意境也是陶淵明田園詩歌藝術的重要特色。陶詩善於以白描手法勾勒景物，點染環境。不描慕物態而以寫意為主。詩中常出現的孤松、秋菊、白雲、歸鳥，都帶象征性意義，表現詩人自身的品格，飽含著詩人的感情。陶詩還常在抒情寫景之中用樸素的語言，表達壹些人生哲理，情、景、理融合貫通，創造出渾厚深遠的詩歌意境。
陶詩語言別具特色，完全不受當時駢儷文風的影響，詩句多接近口語，平易近人。象“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蟬”，“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這類句子，明白如話。樸素真率的語言也體現出乎淡自然的風格。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