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為重要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諷喻詩中體現出來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
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存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
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他自覺地向民歌學習，寫了不少頗具民歌風味的歌詩，如《楊柳枝》，平實淺易，自然明快，充滿鄉土市井氣息，而這也反映了詩人形成了通俗化審美的自覺追求。且這種追求與其對杜詩寫實傾向的自覺承傳聚合壹途。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