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凡陀即袁水拍(1907~1983)，江蘇省吳縣人，出過《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等詩集，大多是政治抒情詩。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以馬凡陀筆名寫諷刺詩，後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等。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馬尼陀山歌用城市市民所熟悉關心的時事、生活為題材，以市民容易接受的接近歌謠的通俗形式，既描繪了蔣家王朝的末日景象，又以輕松幽默然而鋒芒銳利的詩句，無情地給予諷刺、抨擊，既像雜文壹般，是詩的投槍、匕首，又可以說是詩的漫畫、漫畫的詩。因此，馬凡陀山歌便具有鮮明的時事新聞評論的特色。有壹些詩是揭露國際反動勢力的。更多是針對國內重大政治事件，如揭露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劫收”的《活的對死的說》，揭露偽國大選舉的《毛巾選舉》，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停戰》，要求美軍撤出中國的《上海之戰》，揭露國民黨特務統治的《警察巡查到府上》等等。這類詩中寫得好的還具有政論的色彩。壹些詩揭露統治階級窮奢極欲、行勢弄權(如《珍饈逼人》、《“親啟”》)，申訴廣大人民受剝削、受壓迫之苦(如《萬稅》、《王小二歷險記》)，最能在市民中引起***鳴。馬凡陀山歌所揭露的事情，常常其本身便具有諷刺意味。《新人力車》和《美術家的難題》寫國民黨面臨末日要在上海修整市容、裝潢門面。《四不象》、《海內奇談》揭露國民黨統治者顛倒黑白的種種怪現象。這在《發票貼在印花上》壹詩中表現最為集中。此詩用民間流行的“稀奇古怪歌”的寫法，列舉大量反常現象:“吉普開到人身上”、“房子造在金條上，工廠死在接收上，烏窠做在煙囪上”，“民主塗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條件上”、“腦袋碰在槍彈上，和平挑在刀尖上”......，有力地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因為揭露的面相當廣，整部山歌合起來就是壹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半殖民地城市的怪現狀。1946年香港有人以10首山歌的內容，便編了壹出戲上演。它在解放戰爭時期城市學生運動中，曾經發揮了戰鬥作用。馬凡陀山歌遵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原則，壹般不多做分析、評論，而重在讓事實說話。但這些事實不壹定是生活中某具體真實事件(壹部分帶有時事新聞性的除外)，也是經過了詩人選擇、加工的，特別是為了達到諷刺的效果，也要做適當的誇張，使不合理的可笑的事情更加引人註目。壹首《改革歌》並未去寫國民黨如何虛偽、如何欺騙，詩人只擺出當時所提倡或所允許的改革內容:“脫下長衫穿西裝，手裏拿根斯的克”，“走路開車都靠左，鋪子壹律改稱店”，“老板作廢叫經理，立春叫做農民節，麻將不打打麻雀......”，這已經足以說明所謂“改革”是換湯不換藥的。有的詩也註意典型性，因而能用簡練的詩句作較深入的揭露。如《壹只貓》:軍閥時代:水龍、刀，還政於民:槍連炮。鎮壓學生毒辣狠，看見洋人壹只貓:妙嗚妙嗚，要要要！以對洋大人的貓樣的溫順，與對人民的狠毒相對照，給國民黨畫了壹幅逼真的像。除了內容本身的可笑，山歌也寫得幽默、詼諧、俏皮、潑辣，有的令人捧腹，發揮了笑的批判、嘲諷的力量，但有的失之油滑。當時民歌體的新詩已成為解放區詩創作的主流，馬凡陀山歌借鑒民謠、小調，形式通俗，也可以說是國統區城市裏的民歌體詩。袁水伯認為“壹般中國新詩是西洋味兒很重，至少比所具的中國味兒多。”因此他贊揚陶行知的詩，因為它象民謠，易記，便於流傳。
陶行知從20世紀20年代起，堅持采用民歌、民謠格式，寓教於詩。他曾出過5本《行知詩歌集》。郭沫若為他的詩集寫的序中指出，他早於解放區作家實行詩體的解放，是獨開風氣之先。臧克家當時也寫了壹些較好的諷刺詩，他也認為“在今天，不但要求詩要帶政治諷刺性，還要進壹步要求政治諷刺詩。”在《寶貝兒》、《生命的零度》、《冬天》諸集中都有壹些諷刺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詩，但風格不同於袁水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