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統治者為了擴大統治基礎，除經濟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壹反魏晉以來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通過明經、進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制科考試，選取官吏。許多宰相、大將都是科舉出身，這就在許多中下層地主階級文人面前展開了比較寬廣的出路，激發了他們對功名事業的種種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統治者對儒、道、釋三家思想都很重視，儒、道經典都列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佛教也得到武後、憲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學說也未受排斥，這對文人思想的活躍也是很有利的條件。作家的隊伍擴大了，許多作家都來自中下層地主階級，生活上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磨煉，他們對社會情況、人民生活都比魏晉六朝那些上層文人更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們充實而健旺。“遍觀百家”、“好語王霸大略”、“喜縱橫任俠”成為唐代許多文人***同的風尚，在政治上，他們更往往高談“濟蒼生”、“安社稷”、“致君堯舜”。韓愈的辟佛老，儼然以天下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論》更在肯定君權前提下倡言“公天下”。這種思想活躍的狀況，對文學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杜甫、白居易等現實主義詩人的創作有明顯的好影響，道家蔑視禮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裏也煥發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傳，除對王維等作家的思想有影響外，對變文及其他講唱文體也有很大的作用。當然，儒道釋思想對文學也各有消極的影響。
2.國家的統壹
國家空前規模的統壹，對文學繁榮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過去由於南北對立，文化發展殊途。在學術上是“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在文學上是“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但自隋代統壹，雙方就開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確地提出南北文學應“各去所短，合其所長”(《隋書·文學傳敘》)的要求。這種願望終於在統壹局面下實現了。盛唐的詩歌，中唐的古文，正體現出南北文化匯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時國家的統壹，水陸交通的發達，也使作家生活視野擴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韓、柳等都走過很多地方，都有許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這是六朝文人，乃至許多兩漢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註意的，是唐代國內各民族關系比過去更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過去更為活躍。中國傳統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飲食、服飾，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而有重要的發展。唐代在中國各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吸收外來音樂，建立了燕樂、清樂、西涼、高昌等十部樂曲。舞蹈方面，劍器舞、胡旋舞等也來自西域。繪畫方面也吸收外國色彩、暈染的技巧，出現了敦煌許多壯麗的壁畫，也出現了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等繪畫大師。各種藝術的發展，大大地促進了文學的發展。王維的山水詩，號稱“詩中有畫”，顯然受到山水畫的積極影響。音樂的發展，不僅有助於詩歌的入樂傳唱，還直接促成了詞的誕生。更值得註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豐富了。我們讀李頎、岑參、杜甫等人描寫音樂、舞蹈、繪畫的詩歌，可以看出當時藝術創作飽滿的內容，新鮮的活力，也可以看出當時作家們勇於接受新鮮事物的時代精神。魯迅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漢人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壹匹鴕鳥，則辦法直前無古人。……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墳·看鏡有感》)這種魄力和信心，正是來自國家的強大和統壹。
3.文學自身的原因
唐代文學的繁榮，也是文學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從先秦到漢魏六朝，文學經歷了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詩歌、散文、小說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遺產。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光輝傳統的建立和發展，不同思想傾向的表現，不同題材領域的開拓，不同文體特征的探索，以及聲律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為唐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財富，同時，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訓。這些都是唐代文學繁榮的必要條件。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唐代作家對文學遺產所采取的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態度。隋及初唐時期，齊梁形式主義詩風雖然還占統治地位，但初唐四傑已開始對它表示反對，到了陳子昂，更大力掃蕩齊梁詩風，標榜“風雅比興”、“漢魏風骨”的傳統，在復古之中實現革新。李白繼承著陳子昂的革新精神，壹面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壹面又學習楚辭和樂府，創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的詩風，完成詩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明確提出“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的主張，既有批判，又有繼承，既註意內容精神，又註意聲律形式。正因為如此，他的現實主義的詩歌才能夠“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負起了繼往開來的任務。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在散文方面，韓愈壹方面指責六朝文風：“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誌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但是他並不全廢駢儷，而且他的“陳言務去”的主張，也受南朝文人“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啟發。這些唐代傑出作家在對待遺產上，都體現了壹種既批判又繼承的***同精神。雖然他們批判的標準、繼承的目的和我們顯然不同，但是這種既不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能虛心向古人學習的精神，使他們借鑒而不流於摹仿，繼承而又能有所創造。這是非常值得珍貴的。
4.統治者的提倡
唐代的君主，很重視詩歌，也大都能詩，太宗、玄宗的詩曾為某些文人所稱贊。武後宴集群臣，宋之問賦詩最佳，曾獲禦賜錦袍；王維死後，代宗曾關心他詩集的編纂工作；宣宗並曾寫詩悼念白居易，這對倡導作詩風氣，提高詩人聲譽，是頗有作用的。我們知道，唐代特重進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摭言》)的諺語。在進士科考試中，詩歌是重要內容之壹，所謂“丹霄路在五言中”。這種制度對壹般文人普遍重視詩歌技巧的訓練及詩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壹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眾愛好詩歌成為普遍風氣。《全唐詩》中收錄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宮人、歌妓，以及無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詩歌在唐代的確不是少數文人的專利品。唐代小說不少引用詩歌，變文和其他通俗文學大量應用五言、七言詩歌作唱詞，都說明群眾對詩的喜愛。高適、王昌齡、王之渙在旗亭聽歌妓唱詩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詩傳誦於“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的事實，更可以想見著名詩人作品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盛況。這種詩歌和群眾之間的親密關系，是過去的詩人所無法想象的。這固然是唐詩繁榮的結果，但反過來對詩歌創作也是壹種促進的力量。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到隋唐五代時期，發展到了壹個全面繁榮的新階段，整個文壇出現了自戰國以來所未有的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局面。其中詩歌的發展，更達到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時間中，遺留下來的詩歌就將近五萬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壹千六、七百年中遺留下的詩篇數目多出兩三倍以上。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有五六十個，也大大超過戰國到南北朝著名詩人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