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情——敘事的不足

詩言情——敘事的不足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之壹，也是中國文學中發展最為充分的文體。但在整個詩歌史上，敘事詩的發展卻不景氣，這是與中國古代的詩歌理論分不開的。

我們從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可看到，抒情詩占了絕大部分，而且比較成熟老練，有許多傑出之作;而敘事詩則只占了壹小部分，除了極少數的優秀篇章外，幾乎都顯得很稚嫩，很拙樸，缺乏生動的形象和完整的情節。《大雅》中有《生民》、《公劉》等記述周始祖後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但卻不能與和《詩經》同時代產生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那樣規模宏大的史詩相比較。所以說，中國敘事詩先天不足。

詩歌理論是對實踐的概括和總結。中國占代的詩歌理論從《尚書·堯典》中“詩言誌，歌永言”開始，就強調詩歌要抒發詩人的主觀情誌，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另壹方面，中國的詩歌理論又反對斤斤於目前所見，直陳事情頭尾的詩歌。這樣，中國的詩歌就向著寫意而非寫實，向著表現而非再現的方面發展。遊歷山川、探攬名勝等可以處理成敘事性作品的題材，也往往被象征、隱喻、暗示等手段加以虛化，不是客觀陳述，而是借景敘情，渲泄內心郁積的情感，追求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這樣，先天不足的敘事詩，活動的天地更加狹小了。以後的歷代文學，也出現過敘事詩的傑作，象漢樂府中的《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被人譽為“詩史”的“三吏”、“三別”等，豐富了中國詩歌發展的藝術寶庫，放射出熠熠的光輝。但就總體而言，敘事詩仍然無法與蔚然大觀的抒情詩相比，它仍然是不足的。

詩言誌抒情，在某種程度上比西方的“模仿說”更為深刻地抓住了詩歌的根本特征，它作為中國詩歌創作經驗的理論概括，同時又影響和制約中國詩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需要，因此，敘事詩的不足也就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