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的詩是最令我矛盾的詩，郭小川的人是最令我糾結的詩人。
做為新中國成立之初最負盛名的政治抒情詩人之壹的郭小川，在那個年代曾以他最富有激情的語言感染過無數準備為新中國貢獻此生的人們。從郭小川的生平中我們不難發現，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這並不影響他詩人氣質的養成，甚至幫助了他別樣詩風的開創。抗戰爆發後，他“帶著淚痕投入紅色士兵的行列走上前線”，在八路軍120師359旅政治部“奮鬥劇社”工作，同年加入中國***產黨，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抒情詩生涯。可以說是壹個從內心到行動都支持我黨工作的紅色詩人。
談到郭小川的詩，不得不說他的個人性格，而看壹個人的書信日誌便是了解壹個人性格的最好辦法。從郭小川寫給他妻子的家書上，可以毫不費力的看出郭小川時刻保有的如火的激情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無限熱愛。因為從家書上妳會驚奇的發現，郭小川以“親愛的蕙君”“我最最親愛的人”開頭，和以“吻妳”“再次吻妳”結尾的書信格式壹直持續到他四十七歲。這足以證明這個有著火壹般熱情的人有著天生的詩人潛質。而也許是時代原因和個人信仰，在信中郭小川每每提及要他的妻子積極工作和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且由於是中國作家協會成員和人民日報的特約記者，對於各種會議、領導講話的精神的領會都幾乎以主流媒體的口吻記敘在書信裏，甚至對妻子入邢臺幹校都可以說“當然很好”，可見其壹貫的對新中國的擁護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當然寫《望星空》時曾有過動搖，但很快被作者否定）。
作者在1969年之後的書信中壹掃往昔的熱烈明快，代之壹種低緩沈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裏，郭小川和他的妻子也都入幹校學習，並遭受迫害。在文革後期，原本作為“潛寫作”，郭小川創作了《團泊窪的秋天》等詩。這可以說是他詩歌創作道路上的絕響，是壹個政治抒情詩人最後的發自內心深處的吶喊。
了解了這些，我們便可以以壹個客觀的態度，歷史的角度走進這個詩人，走進這個五十至七十年代最最傳奇的詩歌的世界。
二 “冬天裏的壹把火”——小川詩歌
於1961年初寫成的《向困難進軍——再致青年公民》作為《致青年公民》組詩中更成功的壹首，在當時的青年讀者中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首詩采用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體”形式進行創作。初看這首詩，可以鮮明的感受到政治抒情詩的所有特點，像“讓我們/以百倍的勇氣和毅力/向困難進軍；不僅用言詞/而且用行動/說明我們是真正的公民……”等句子讓壹種宣傳鼓動的情緒溢於言表，詩人自己也說，“那時候，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號召已經響徹雲霄，我情不自禁地以壹個宣傳鼓動員的姿態，寫下了壹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簡直就象抗日戰爭時期在鄉村土墻邊寫動員標語壹樣。”（《月下集﹒權當序言》）我們知道，詩歌壹旦以宣傳鼓動為目的就很容易缺乏內涵而顯得生硬幹癟。作者為了盡量避免流於遊詞空話和聲色俱厲的呼喊，引用了很多意象來做政論的鋪陳，比如說開篇的“駿馬/在平地上如飛地奔走/有時卻不敢越過/湍急的河流；大雁/在春天愛唱豪邁的進行曲/壹到嚴厲的冬天/歌聲裏就滿含著哀愁。”，雖然不算精致，但也起到了很好的溶釋情感的效果。很多人認為這首詩與詩人後期的詩作相比要粗糙壹些，缺乏藝術上的錘煉，作者自己也說：“那時，我既沒有思索多少創作中的藝術表現問題，平常又沒有留心過捕捉和積累生活中的形象和語言，只是隨心寫來，不加修飾地抒發著自己的感情”。但我認為，從語言的自由度和用詞的準確性上，這首詩要較後期很多作品更加自然流暢。我國詩歌自古便有“不以詞害意”的說法，《紅樓夢》中林黛玉更指出詞句和格調規矩都是末事，第壹是立意要緊；而為了押韻而生搬字眼更是作詩的大忌。郭小川的詩歌，尤其是經過“藝術上的錘煉”的詩作，多有“犯忌”之嫌，個別詞語略顯生硬和牽強。當然基於時代的限制，我們不可以苛求前人樣樣兼備，在此也不過是提壹點愚見罷了。總之，這首詩在將抒情、體現人生哲理和作政治宣傳三者融合上，做出了傑出的典範，“在當時同類主題的詩中居於高峰”（楊匡漢，楊匡滿：《戰士與詩人郭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