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現代文學史上是足以代表壹個時代的詩人與歷史劇作家。代表作有詩集《女神》，歷史劇《屈原》等。郭沫若是魯迅在20世紀初熱切呼喚、終於出現的摩羅詩人。
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需要用高昂熱情的浪漫主義來表現，郭沫若的藝術想象力正勝於觀察力。個人與民族的郁結，在浪漫主義這裏找到了噴火口。郭沫若反復強調：“詩的本職專在抒情”，藝術是“靈魂與自然的結合”，“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個性最徹底的文藝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藝，民眾的文藝”。
本文主要以《女神》為例，闡述郭沫若的文學修養。第壹本詩集《女神》出版於1921年8月，收入《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爐中煤》《天狗》《地球！我的母親》等五十多篇詩歌，以嶄新的內容與形式，開壹代詩風，堪稱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之作。
《女神》的成功之處正在於時代的需要與詩人創作個性的統壹。詩人從泛神論角度出發，其抒情主人公形象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開辟鴻荒的大我”，是“五四”時期覺醒的中華民族的自我形象。為時代再造的中華民族的嶄新形象在《女神》中第壹次得到充分的藝術表現。人的自我價值得到肯定，人的尊嚴得到尊重，人的創造力得到承認，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壹次。
同時，《女神》的主人公是具有徹底破壞和大膽創造精神的新人。“我”的形象所面向的是整個世界與人類。他崇拜自己的本質，熱烈追求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
最後，《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時代中詩人自我靈魂、個性的真實袒露。《女神》中的“我”不僅表現了嶄新的民族魂，也袒露著詩人自己的靈魂。《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復性，正是在於它所達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寫作的自由狀態。《女神》同時真切地展現了詩人在美學追求中的內在矛盾。
在詩歌形式方面，《女神》創造了自由詩的形式。總體看來，其形式是自由的。基本上有兩種類型：壹類外在格律相對嚴謹，押韻、詩節、詩行大體整齊，如《晨興》；另壹類占《女神》的大多數，則講求情緒自然消長的內在節奏，但也並非完全不講外在形式，而是在自由變動中取得某種程度的整齊與和諧，如《天狗》。
總的來說，《女神》是郭沫若創作的壹個高峰；直到歷史劇作《屈原》，郭沫若又重回革命浪漫主義的道路上，重新找到了自己，出現了第二個創作高峰。郭沫若的作品中滲透著濃烈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又意在創新詩歌自由體制，具有很強的文學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