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詩我們只聽過或者背過，那麽妳知道是哪個朝代的嗎？下面和我壹起來看看吧！
古詩十九首是哪個朝代對《古詩十九首》創作時代的研究大體有三次高潮，第壹次在梁代，蕭統、劉勰等人都傾向於其為兩漢之作。第二次在20世紀20至40年代，以梁啟超為代表，傾向於東漢末年說。第三次是在20世紀80至90年代，馬茂元等學者也持“東漢末年說”。而張啟成等對以前的討論重新審視，持“兩漢說”。也有學者如木端持“建安曹魏”說。總之，學者們對這壹問題都有自己的理論，並做了較為詳實的論證。
壹：東漢末年說。
這是近代最通行的壹種學說。由梁啟超提出， 經袁行霈等支持，由教科書定為官方觀點被廣泛接受。持此說的學者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了論證。
首先，從十九首中可確定其年代的詩句及個別涉及當時文化背景的詩句進行考證。唐99李善《文選註》中推測《十九首》中有作於東漢的，“詩雲，‘驅車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詞兼東都， 非盡是乘，明矣。”唐99皎然《詩式》說：“《十九首》辭精義炳， 婉而成章， 始見作用之功， 蓋東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 蔡邕所作。以此而論， 為漢明矣。”認為十九首都是東漢之作。近代梁啟超、馬茂元等都持此觀點。另外 “盈盈樓上女”以及 “馨香盈懷袖”中的“盈”字犯西漢惠帝諱的問題，梁啟超認為漢代避諱極嚴，惟東漢對西漢諸皇帝不避諱。所以，這兩首詩壹定不出於西漢而應出於東漢。避諱制度在封建社會是壹直存在的， 所以此說法應較為可信。梁氏還認為十九首雖不是壹人所作， 但卻應是壹個時代的，斷不會西漢初有幾首東漢末又有幾首。因十九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 的確是壹個時代詩風之表現。再綜合上文，它們應當是東漢作品。
其次，從作品的思想內容來看。梁氏認為詩中厭世思想濃厚，是現世享樂主義的謳歌。他認為在將亂未亂的社會背景下，厭世哲學會產生，而東漢末年的社會狀況正是這樣的。所以十九首應是東漢末年之作。
二：兩漢說。
古代學者大都確認為兩漢之作。劉勰《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壹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由此可知，劉勰持兩漢說。近代張如倩等也認為如此。他們認為在西漢已有了文人五、七言詩，反駁了持“東漢說”學者認為“文人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觀點，並舉例論證。《行行重行行》中“胡馬依北風，越鳥朝南枝”，據李善註認為此句出於《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而後者的作者為西漢文帝時人，可證明西漢初年即有文人五言詩。他們還反駁了“東漢說”學者以班固《詠史》“木質無文”而認為此為五言詩開端的觀點。趙敏俐就認為“質木無文”，是對班固詩風的.評價，並不涉及五言詩是否熟的問題。而且據《詩品序》“壹品之中， 略以世代為先後， 以優劣為詮次”的原則，其把古詩放在李陵之前， 就證明鐘嶸絕對沒有文人五言詩到班固時代尚不成熟的看法。接著他又認為《詠史》從用韻、內容、體裁方面看實際已很熟練，它之所以“質木無文”跟班固保守的觀念有關。因此，她認同兩漢說。
此外，張茹倩等學者又從詩的內容上反駁了東漢末年說。他們經統計發現十九首的主題以傷別為主， 宣揚行樂及時的僅兩首《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而傷別是古代詩歌的傳統主題，僅根據詩中傷別的思想，很難反映出特定的社會風貌，因此不能把《十九首》全部列於東漢後期。他們認為十九首詩中的思想是自漢初時就產生的壹種社會思潮。
三：建安曹魏說。
《詩品》指出：“《去者日已疏》45 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羅根澤認為《十九首》其著作年代，遠者不出東漢之末， 近者或在魏晉六代。現代木齋重提並力主“建安說”。他依據魏明帝景初兩年間歷法用“醜正”，認為十九首產生在公元211-239年之間，這樣至少十九首所涉及的地點和歷法兩大問題都可得到解決。又將十九首與建安時五言詩的主題相比較，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的***同點。十九首中契闊別離、遊宴出遊、及時行樂等主題，從文人五言詩的體制來說，大多是建安以來的產物，在兩漢五言詩中是罕見的。又對詩中“洛陽”問題進行探討，認為曹丕在稱帝後也壹直是以洛陽為都的。因此，單以“洛陽”字眼不能說明十九首就壹定產生於漢代。這些觀點顛覆了梁啟超以來的主流觀點。
總之，對十九首的年代仍有爭議，需要作進壹步的努力。我認為關鍵在於確定壹些參照物的真偽、年代，如“蘇李”詩的真偽，班固《詠史》是否為五言詩的開端等，把這些問題若能確切地考證出來，那麽十九首的確定年代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