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兼濟”之誌，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壹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系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壹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
王夫之：“太虛壹實”的唯物論思想 他認為，客觀世界萬事萬物的本質和現象都是客觀實在的，“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日觀化而漸得其原”，可以通過認識各種物質現象而概括出它們的***同本質。從而否定了唯心主義空無本體的虛構。
唯物主義的道器觀 王夫之堅持“無其器則無其道”、“盡器則道在其中”的唯物主義道器觀，系統地駁斥了割裂、顛倒道器關系的唯心主義思想。他給傳統道與器範疇以新的解釋，認為“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器”所標誌的壹般（***同本質、普遍規律）和個別（具體事物及其特殊規律），兩者是“統此壹物”的兩個方面，是不能分離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題，肯定宇宙間壹切事物都是具體的存在，任何具體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質，又具有同類事物的***同本質，“道者器之道”，壹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終無有虛懸孤致之道”。猶如沒有車馬便沒有禦道，沒有牢醯、璧幣、鐘磬、管弦便沒有禮樂之道壹樣。他明確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壹個“無形之上”的精神本體，乃是壹種謬說。他通過論證“道”對於“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的結論，駁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觀點。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頂峰。
“太虛本動天地日新”的辯證法思想 王夫之與宋明以來流行的主靜說相對立而堅持主動論。他提出“物動而已”，“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天地之氣，恒生於動而不生於靜”，把自然界看作永恒運動化生著的物質過程。他否定了周敦頤、朱熹所宣揚的太極動靜而生陰陽的觀點，指出：“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說明運動是物質世界所固有的，否定從氣以外尋找事物運動原因的外因論。 王夫之發展張載的氣化論，強調“天地之化日新”，把榮枯代謝、推移吐納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則。舊事物的死亡準備了新事物誕生的條件。這種變化發展觀，有壹定的理論深度，並富於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明確地歸結為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但他更強調“由兩而見壹”，認為矛盾雙方絕非截然分開，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矛盾雙方互相逼迫、激烈搏鬥的狀態是“反常”的，而互相聯合、貫通，保持同壹性狀態才是“正常”的。在他看來矛盾是相互轉化的，有時會發生突變，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轉化是在不斷往復、消長中保持某種動態平衡而實現的。 王夫之的辯證發展觀，尤其是他的矛盾學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他過分強調矛盾的同壹性，則是時代給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學的“能、所”範疇，對認識活動中的主體和客體、主觀認識能力和客觀認識對象加以明確的區分和規定，主觀認識由客觀對象的引發而產生，客觀是第壹性的，主觀是客觀的副本。從而抓住了認識論的核心問題，表述了反映論的基本原則。他對“惟心惟識之說”的批判，並非簡單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學唯心論誇大主觀精神作用的同時，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內容,如把認識對象規定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認識能力規定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註意到人的認識的能動性。 在知行關系問題上，他力圖全面清算“離行以為知”的認識路線，註意總結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長期爭鳴的思想成果，在理論上強調“行”在認識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結論。他以知源於行、力行而後有真知為根據，論證行是知的基礎和動力，行包括知，統率知。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會和自我的實踐中，發揮重大作用。這種富於進取精神的樸素實踐觀，是王夫之認識論的精華。
理勢相成 即民見天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 王夫之在歷史觀方面系統批判了歷代史學中彌漫著的神學史觀和復古謬論，把對當時湘桂少數民族生活的實地觀察與歷史文獻研究結合起來，大膽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駁斥了“泥古薄今”的觀點，闡明了人類歷史由野蠻到文明的進化過程。提出了“理勢相成”的歷史規律論和“即民見天”的歷史動力論。 王夫之反對在歷史運動之外談論“天命”、“神道”、“道統”主宰歷史，主張從歷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規律，意識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歷史作用。
有欲斯有理的倫理思想 王夫之主張人性變化發展，強調理欲統壹的道德學說。他認為仁義等道德意識固然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內容，但它們離不開“飲食起居，見聞言動”的日常生活，這兩者是“合兩而互為體”的。在他看來，人性也不是壹成不變的， 人性的形成發展，就是人們在“習行”中學、知、行的能動活動的過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論、人性不變論的觀點。王夫之主張生和義的統壹，強調誌節對人生的意義，認為人既要“珍生”，又要“貴義”，輕視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據道德準則，也沒有價值。他指出：誌節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壹個人應當懂得生死成敗相因相轉的道理，抱定壹個“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標，矢誌不渝地為之奮鬥。 王夫之的倫理思想，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但其中包含著壹些啟蒙思想因素，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對中國近代改良主義倫理思想（見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內極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學思想 王夫之在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上，認為美的事物就存在於宇宙之間，這種美並非壹成不變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運動中產生和發展的。他很強調親身經歷對於美的藝術創造的重要性，認為作家所創造的藝術美，就是運動著的事物所產生的美經過審美主體的擇取淘選的壹種創造。因此，對於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內極才情，外周物理”，要經過作者主觀的藝術創造，去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觀點，對此作了深入的闡發，在客觀上啟迪了後來王國維對於這壹問題的論述。 在論述美的創造時，王夫之借用因明學的“現量”說，很強調好詩要從“即目”、“直尋”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此外，王夫之在文學創作中的文與質、意與勢、真與假、空與實、形與神，以及“興、觀、群、怨”等等諸多重要問題上，對於傳統的美學思想都有新的發揮和闡述。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是 17世紀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學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具有二重性，既顯示出可貴的價值，也有受到封建傳統意識嚴重束縛的弱點。王夫之思想中這種矛盾，是17世紀中國時代矛盾的壹面鏡子。
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機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乃智力之士以啟其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