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1101）字子瞻，壹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知名畫家，“唐宋八大家”之壹。與其父洵、弟轍，合稱“三蘇”。
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學習，青年時期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顯露出多方面的藝術才能。枕頭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進士時，主司歐陽修見其文章連稱“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時，任太常博士、開封府推官，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1079年），禦史臺有人摘引其非議新法的詩句，以“訕謗朝政”罪名入獄，即所謂“烏臺詩案”。出獄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五年後，改任汝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舊黨執政，他復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充任侍讀，又因與司馬光等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後任兵部尚書兼侍讀、端明殿這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元佑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謚號文忠。
=========================================================================
蘇軾在詩案前後詩詞不同風格的概括
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詩案之後，雖然有壹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壹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1.題材不同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壹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壹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壹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壹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壹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壹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誌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壹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壹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2.文化方面不同
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壹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壹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壹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壹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壹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麽“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誌，“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壹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壹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後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壹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壹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3.風格不同
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壹瀉千裏；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壹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鋒芒畢露；壹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壹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壹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壹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壹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壹：“春色三分，二分塵土，壹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裏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
可以說蘇軾壹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沈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壹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
附“烏臺詩案”事件始末：
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壹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禦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禦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 百科內容來自於：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禦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蘇軾而引發的壹場“文字”戰爭。
來源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臺獄受審。禦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發生時間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禦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
起因
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的起因是較復雜的，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政治上為政敵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壹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轉知湖州。詩案就是蘇軾到湖州任所時寫的《湖州謝上表》引起的。表中說：“臣……荷先帝之誤恩，擢至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蘇軾這幾句牢騷話，筆下的“新進”，指的是王安石變法時被引進的壹批投機鉆營的“群小”。“生事”壹詞，已成為保守派攻擊變法派的時下習慣用語。這些用語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竊據高位，謀取私利的“小人”。第壹個站出來檢舉蘇軾的是禦史裏行何正臣，緊接著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只得降旨將蘇軾交禦史臺，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壹日能得到平復，然而，“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 這樣，壹個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便揭開了序幕。
結果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辦，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蘇軾。八月十八日，蘇軾被解到京城，投入禦史臺獄。兩個多月的“根勘”審理，蘇軾受盡非人的折磨。禦史臺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真是“詬辱通宵不忍聞”。最後，李定等人強加給蘇軾“四大罪狀”，請求宋神宗處死蘇軾。
宋神宗面對禦史臺的奏報，心裏也著實犯難。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壹概不殺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蘇軾於死地，朝野上下，輿論嘩然，認為蘇軾未犯叛逆罪，不該重處。更奇怪的是，新舊兩派正直之士，均出面營救。由於各方面的營救和輿論壓力，促使宋神宗產生寬貸蘇軾，從輕發落的念頭。最終，蘇軾得輕判，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
背後 當蘇軾步入仕途，剛開始就被任命為福昌縣的主簿，(就是現在的河南伊川縣)。這只是壹個幫助知縣處理文書檔案的九品小官。蘇軾的知名度在此時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韓琦和知制誥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遷到陜西鳳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後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當時官員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謝表，所以蘇軾照例向皇帝呈遞《湖州謝表》，由此惹下了壹生的禍端。
第壹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此時，新法的領袖人物王安石和呂惠卿都相繼下臺，但禦史臺仍然為新黨把持。
第二.他們對蘇軾的才華和很高的名氣心懷忌恨。在《湖州謝表》裏，他寫了這樣幾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已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是在向皇帝說：“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時代，怕我與那些新進人物搞不好關系。但知道我老實本分，也許在外州郡治理百姓還可以。”這自然是有意攻擊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禦史中丞李定對宋神宗說：“蘇軾說因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職。難道我們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愛生事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攻擊皇上施行新政為‘生事’嗎？”他還指出蘇軾的四條罪狀：1始終堅持自己的錯誤，毫不悔改；2他的錯誤言行流傳很廣影響很壞；3他很會強詞奪理、蒙騙人們；4對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懷怨恨。象這樣的人不加嚴懲，要國法何用呢？
於是便對他近年來寫的壹些詩詞，加以曲解、牽強附會羅列罪名。
受害人 烏臺詩案受牽連的***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處分。王詵、蘇澈等受貶斥，張方平、司馬光等僅因收藏蘇軾諷刺文字未申繳入司，各被罰銅二十斤。
對蘇軾的影響 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壹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壹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誌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壹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壹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壹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壹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壹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壹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壹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麽“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誌，“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壹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壹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後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壹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壹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壹瀉千裏；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後人評價 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
國子博士李宜之、禦史中丞李定 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麽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
到九月份，禦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壹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裏，有壹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征，給李常的詩裏，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裏，有壹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壹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壹杯。給曾鞏的詩裏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裏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
給範鎮的詩裏，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裏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壹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壹首最後壹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鳥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壹群烏鴉，好壞難辨。後壹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壹顧。這些無疑會激怒禦史臺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後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淒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後未蔔生死，壹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裏早做準備。壹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壹事委托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壹條熏魚。蘇軾壹見大驚，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壹：“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後，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本就欣賞蘇軾的才華，並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余，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壹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