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很大，尤其是解放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受蘇聯戲劇“無沖突論”的影響太深，蘇聯文學界有什麽傾向和大的作品都能反映到中國文學界來。他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張和我們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主張差不多，除了他們50年代興起的“人道主義”思潮我們沒有接受。在60年代中蘇兩國交惡之後，蘇聯文學依然是引起中國作家最多關註的文學，由於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前蘇聯的社會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中國作家接近俄蘇作家的可能性更大壹些。就我從中國戲劇了解的情況而言，前蘇聯50、60、70年代最重要的劇作家對我們的中、青年劇作家都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萬比洛夫，是中國新時期最早出版的壹個外國戲劇集，中國的劇作家幾乎都讀過他的作品。前“十七年”中，戲劇文學不是特別景氣，老舍的《龍須溝》和《茶館》是那個時期戲劇最重要的成果。“文革”10年是個空白。新琺盯粹故誄嘎達霜憚睛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80年代和90年代，新時期拓寬了戲劇家的戲劇觀念，反對“無沖突論”，反對庸俗社會學，提高戲劇作品的哲理品格。
二、前蘇聯文學成為東北文學的重要組成較之於中國其他地域來說，東北黑土大地最早、也最樂於接受俄羅斯文學的浸入和熏染。清末民初，遠離祖國文化中心的東北大野，在氣候上經歷著漫長的冬日，在文化上是淒涼的野生狀態。此時的東北文學，徘徊在舊格律詩、章回體小說和民間故事裏，勉強可以稱之為散文的，是諧錄與劄記，內容以邊塞和民俗為主……1896年，中東鐵路籌建，大批俄國公民湧向中國東北，其後又經歷了十月革命和俄國20年代內戰結束時的兩次移民高峰，到1931年日本侵華後這些僑民外移，將近40年的時間，這些俄籍的羅斯人、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白俄……以哈爾濱為中心，散居中國東北。他們把財富帶到這裏來經營，把俄羅斯的生活習俗帶到這裏來承繼，把涅瓦大街搬到了哈爾濱的中國大街，也把俄羅斯文學帶到這裏來發展，這就促成了東北異域文化的高度繁榮。20世紀初期，《哈爾濱快報》開啟了俄僑文學的先河，許多記者編輯紛紛在報紙的副刊上發表作品，壹戰後，在東北僑民中則誕生了許多職業的作家，以詩人卡梅施紐克為代表，抒發的是他們遠離祖國的孤寂情懷，是對寄居土地的無限愛戀。蘇俄內戰趨於結束，國內的許多成名作家湧到了這裏，可以說，19世紀以批判社會題材豐廣著稱的俄羅斯小說，20世紀在這裏獨聚成“俄國鄉土文學”，俄國內的白銀詩歌，以象征主義、未來主義、阿克美主義的多重變奏，也唱響在中國的東北大野，這壹方面使中國東北文學的題材、思想與藝術內容豐富、繁榮起來，另壹方面，東北黑土文學也染上了濃濃的羅斯色彩……30年代中期，蕭軍、蕭紅等壹大批東北青年作家在上海文壇崛起，在他們的小說中，題材以淪陷中的東北現實為特色，抒發的是國破家亡的悲戚情懷，是漂泊遊子的悵惘情感……其作品深深打上了俄僑鄉土文學的烙印。今天，在東北地方文學通史中，作為東北文學的重要組成，“俄僑文學”占據了重要的壹頁。
在促成東北文學繁榮的同時，俄僑文學也把中國文學和文化傳播給了世界。許多僑民作家，同時也是翻譯家，如內戰結束前後移居過來的詩人阿拉金，就曾向俄國讀者介紹過唐至“五四”時期33位中國詩人的詩作，彼列列申則享有漢學家和詩人完美結合的美譽，由生物學家轉而成為文學家的巴伊科夫則是東北叢林的異域歌手，他在小說《大王》中，敘述了壹只東北雄性老虎和壹個中國走山老人的壹生，熱情歌頌了千裏雪原、萬頃林濤的北國壯麗風光，描寫了棲息在這裏的獐麅麂鹿、虎豹熊羆的野性風姿……
俄國的無產階級文學之於中國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中國革命文學的建設這壹精神文化活動層面，還表現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實踐上。李大釗、......俄蘇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很大，起到引導、先驅作用。再中蘇合作時期,蘇的文學伴隨著科技、物資壹同傳入中國。
在我們的北方近鄰俄羅斯那壹片廣袤無垠、優美如畫的土地上誕生和發展的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神奇現象。早在公元12世紀，古代羅斯的長篇史詩《伊戈爾遠征記》，就在歐洲中世紀文壇熠熠生輝，但在此之後，俄羅斯文學卻似乎沈寂了500余年。18世紀初彼得大帝厲行改革，大大推動了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壇上開始出現壹批有建樹的詩人和作家，不過在整個這壹世紀中，俄羅斯仍未能產生出足以和同時期西歐文學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直到19世紀初，情況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俄羅斯文學仿佛從沈睡中壹躍而起，以詩人普希金為先導，形成了壹個名家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迅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之壹，且壹發而不可收。值得註意的是，這種變化不是在西歐各國文學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個歐洲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的。
俄羅斯文學的獨特魅力來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滲透其中的憂患意識。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過：“俄羅斯文學不是產生於令人愉悅的創造力的豐盈，而是產生於個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災多難的命運，產生於對拯救全人類的探索。”家國不幸詩人幸，民族的苦難與擺脫這種苦難的追求，積澱為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由其所孕育的俄羅斯文學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義內涵、“為人生”的主導意向、強烈的使命意識和沈郁與蒼涼的底色。俄羅斯作家的懷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們往往難以避免被捕、監禁、流放和苦役的命運。正如赫爾岑所說：“我們的全部文學史，就是壹部殉道者的史冊，放逐者的列傳。”
三、前蘇聯文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導師回望20世紀中外文學交往史，人們不難發現，俄羅斯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系最為密切。這種關系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中俄兩國在地理上是近鄰，國情彼此相近，兩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進入20世紀，都有壹批誌士仁人在為民族的命運而思慮，都欲喚起民眾意識的覺醒，推動本民族走向現代。我國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的開拓者們就敏銳地註意到了俄羅斯文學的特點。李大釗曾經指出：“俄羅斯文學之特質有二，壹為社會的色彩之濃厚，壹為人道主義之發達。”現代文學史家鄭振鐸也曾寫道：“俄國文學所以有這種急驟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摯的與人道的精神，使她墾發了許多未經前人蹈過的文學園地，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正因為如此，中國新文學在吸取外來文學的養分、建構自身之初，便認定“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魯迅語)，特別註重攝取俄羅斯文學。於是，中國新文學中便清晰地顯示出俄羅斯文學的滲透與滋養，呈現出與俄羅斯文學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調和特色。有許多優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和這個民族所提供的同樣出色的戲劇、電影、繪畫、音樂、芭蕾舞作品壹樣，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