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嘆的主要成就在於文學批評，他的評點很註重思想內容的闡發，往往借題發揮，議論政事，其社會觀和人生觀灼然可見。他斥責“犯上作亂”，釋“水滸”之名為“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反對“以忠義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魚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盜賊的官軍，並意識到“壹高俅”之下還有“百高廉”，“千殷直閣”及其狐群狗黨，結成禍國殃民的社會勢力，108人“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亂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認為，“居其邦，不竊議其大夫之得失，惡傷治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然而又承認天下無道則庶人敢議，“庶人之議皆史也”。
他宣揚“忠恕”、“孝悌”之類儒家道德規範；然而又揭露禮教對人性的摧殘，贊美崔鶯鶯、張生的叛逆行為，譏諷冬烘秀才目《西廂》為淫書，而推《西廂》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虛無思想，視人生若夢幻，所謂“天地夢境”，“眾生夢魂”；然而他又直面現實，並孜孜於述作，以為“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為活也？”
可以看出，金聖嘆的思想中是充滿著矛盾的。金聖嘆文學批評的精彩之處在於對作品的藝術分析。他的詩文評比較平常，如強分律詩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轉合之法說詩，頗為人所詬病。
他評《水滸傳》、《西廂》二書時的藝術見解則獨出手眼，繼李贄、葉晝之後將小說戲曲評點推進到新的高度。他自謂評書“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跡，伸其神理”，實即旨在探索創作規律，在這方面確實頗有創見。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滸傳》令人看不厭“無非為他把壹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而塑造性格成功的關鍵是捕捉住人物的獨特的個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即使是同壹類型的性格，也要顯示出同中之異。
他的評點中還涉及描寫壹個人物的性格應表現出多面性、復雜性，又應表現出統壹性、連貫性的問題，如他認為《水滸傳》中先寫魯達以酒為命，後寫魯達涓滴不飲，“然而聲情神理，無有非魯達者”；寫李逵樸至中又有奸猾，而“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樸至”。也涉及人物語言個性化的問題，“壹樣人，便還他壹樣說話”。在眾多的人物中應突出主要人物，如說“《西廂記》止寫得三個人：壹個是雙文，壹個是張生，壹個是紅娘”，“若更仔細算時，《西廂記》亦止為寫得壹個人。壹個人者，雙文是也”。
金聖嘆在評點的同時，也對原作加以修改，除詞句外，還作了全局性的刪削。他判定《水滸傳》後50回系羅貫中“橫添狗尾”，故盡行砍去，自稱得“貫華堂古本”無續作，又偽造施耐庵序於前。遂成今傳的70回本。又斷言《西廂記》第五本非出王實甫之手，也是“惡劄”，故截去而以《驚夢》收尾。
他所說的“澄懷格物”，實際上又關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靜細致的觀察，要靠設身處地的體驗，即所謂“動心”、“現身”。他也很重視情節和結構：認為情節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筆法”，“龍跳虎臥”，但又要合乎情理，“寫極駭人之事，卻盡用極近人之筆”；又強調結構的完整性，“壹部書只是壹篇文章”，作者必須“全局在胸”，因此講究“過接”、“關鎖”、“脫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謂的“靈眼覷見，靈手捉住”，相似於對創作靈感的強調；但他又重“法”，說“臨文無法便成狗嗥”，並總結出種種表現手法，如“那輾”等等。總之，金聖嘆已提出了較有系統的小說戲曲創作理論。
金聖嘆還節評《國語》《國策》《左傳》等書。其評點註重思想內容的闡發，往往借題發揮，議論政事，其社會觀、人生觀灼然可見。他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小說、戲曲創作理論，其文學理論及批評業績為我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作出了特殊貢獻。首先，他闡發了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創作不同於詩歌、散文寫作的若幹規律，他強調小說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邏輯；同時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為中心的文學理論批評的觀點和方法。其次，提供了壹種以評價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為核心的文學批評。第三，他還總結出了諸如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綿針泥刺法、弄引法、獺尾法等全新的創作方法與批評方法。金聖嘆有詩集《沈吟樓詩選》。
金聖嘆吸收了明代士人評點古文、史書，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滸傳》、《西廂記》和唐詩，他也評點過八股文。 明代古文與小說戲曲的評點，大多只是在文章妙處打圈點，提醒讀者註意，加上簡單批語。金聖嘆擴充舊有評點之法，綿密有如經書註釋，並勇於改動原文，以“奇”、“妙”等評語自我喝彩，甚至自誇點評無與倫比。他期待讀者透過其評點，學會怎樣閱讀其他文學作品。他自視為權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學評點的目的不是去尋覓古人意思，而是為了與後人交往，對作品的解讀，無須與作者原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