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裏的稅收
詩能證史。
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就是壹個範例。
由於詩歌的創作過程不光凝聚了詩人的才華，同時也灌註了詩人的情緒（其中不乏傷感甚至牢騷），所以好多詩詞都不乏鮮明的愛憎。
在古詩中尋覓稅收的影子，就不得不受到這兩重牽扯。
搜集翻閱壹首首與稅收有關的古詩，但見滿紙怨恨言，盡寫貪官汙吏橫征暴斂，壹把辛酸淚，傾訴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觸目驚心中有壹種切膚之痛劃過腦際：在詩人眼裏和筆下，古代稅收的形象竟是這樣的尷尬。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不尷尬。
以大歷史的視野1審視中國歷史上的稅收，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造成或助長多年動亂、百姓饑苦、封建社會綿延漫長、社會經濟在不斷的破壞和崩潰中緩慢發展的原因之壹。
以稅收的眼光看歷史典籍，在少數的因輕徭薄賦而營造出的清明盛世之外，滿眼都是橫征暴斂、官殘吏暴、稅收流民、“納稅人暴動”……
古人們的稅收詩，就是這樣印證著讓後人讀起來時而新鮮時而尷尬的中國賦稅史：壹面是歷朝歷代的稅制變遷，壹面是詩人們對傾訴於稅收之上的百千怨結。
壹、 古詩裏的稅制興革
1、 公田之助
中國的歷史，是農業社會的歷史，是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歷史。
這種條件下的稅收，也多與土地相連，與稅糧、稅役相連。
而最早的稅收形式，就是在大片的私田（井田）中劃出壹小片（約為十分之壹）“公田”：私田的出產歸私人，各家在公田上***同投入力役收獲歸公家。
這種賦稅形態，古書上稱為“助”（壹名藉），同養公田的這種形式，就是最早的土地稅2。
《詩經》中有多篇涉及到了這種在“同養公田”的場景。
較為集中的有《詩經·.周頌·載芟》3、《詩經·.周頌·噫嘻》4和《詩經·豳風·七月》5。
在公田上勞動時，“其耕澤澤，千耦其耘”、“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據說多達兩萬人在那裏耕田，何等壯觀！ 壹年之中，公田上的勞役不斷。
“三之日於耜（正月裏修農具），四之日舉趾（二月裏開始耕地）。
同我婦子（還要帶上婦人和孩子），馌彼南畝（把飯帶到田間裏去吃）”6。
公田勞作之余，農夫們還要服其他各種徭役，男人女人分工也各有不同。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進城修理官家的房子）。
晝爾於茅（白天割茅草），宵爾索绹（晚上搓麻繩）。
亟其乘屋（趕快登屋修繕），其始播百谷。
”“八月載績（八月開始績麻織布），載玄載黃（染成黑紅色或黃色）。
我朱孔陽（其中染成朱紅色的最鮮亮），為公子裳（是給貴族公子做的衣裳）。
…… 壹之日於貉（十壹月還要去捕貍貉），取彼狐貍（把皮剝下來），為公子裘（給貴族子弟做皮衣）。
” 古代的詩歌，就是這樣記載著稅收早期萌芽狀態。
2、 租調之課
如果說是貢助徹是中國賦稅史上的第壹大主體稅種，則租調及以後發展更為成熟的租庸調則為第二大主體稅種。
其法律精神是“有田必有租（田賦）、有身則有庸（勞役）、有家則有調（特產）”7。
農業社會下商品經濟並不發達，貨幣的作用並不十分突出，人們的日常需要可能較多的體現為衣食等事。
於是田賦多采用征糧的方式，調則多表現為織物等類。
因而古代詩詞中對稅收形象的描述大多折射在農民或“織婦”的身上，以下詩詞可見壹斑。
唐代文學家元稹(779～831)有《織婦詞》壹詩，可以反映當時國家對“調“的需要： 織夫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
蠶神女聖早成絲， 今年絲稅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
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勛高換羅幕。
繅絲織帛猶努力， 變緝撩機苦難織。
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
檐前裊裊遊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
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從中看出，因為征戰的需要，官家對絲稅的征收不僅提前，而且似乎加重，織婦必須“努力”才行，以致於東家的女兒都“為解挑紋嫁不得”……
3、 常貢之征
對藥材和珍玩之物的需求，也是國家府庫的壹個常項。
不同地區的特產，在稅目上可以稱為“常貢”。
根據大唐的法令，這些賞貢可以折以絹價並換算為相應的稅收義務。
即：“諸郡貢獻皆盡當土手所出，準絹為價”、“亦折租賦，不征別科”。
比如華陰郡的任務是“鷂子十聯、烏鶻五聯、伏苓三十八斤、細辛四斤、伏神三十八斤”，安東都護府則需要“貢獻人參五斤，……”，各地的常貢各有羅列。
8 晚唐詩人陸龜蒙七絕《新沙》就反映了這種常貢的征收情況：“渤湃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
蓬萊有路教人到，應補年年稅紫芝。
”其中便說了蓬萊那個地方每年要以交納靈芝仙草作為賦稅。
4、“兩稅”之變 唐朝中晚期，社會的動蕩與土地的兼並使“租庸調法”的稅基（ 戶口戶籍）受到嚴重破壞，“據丁征稅”的原則越來越喪失了存在的基礎。
德宗尋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楊炎提出了著名的“兩稅法”。
“兩稅法”的顯著特點在於，它改變了租稅徭役據丁口征收，租稅徭役多出自貧苦的勞動群眾頭上的作法，它以財產的多少為計稅依據，不僅拓寬了征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由於依照財產多少即按照納稅人負稅能力大小征稅，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壹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這對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好景不長，正稅之外的加征使百姓苦不堪言。
翰林學士劉允章曾言農民有“八苦”，其中就包括賦稅繁多、官吏苛征和敲榨、替逃戶承擔稅捐等。
於是，“兩稅法”實施不久即告失敗。
兩稅法由興轉衰的過程，在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無名稅》（壹名《重賦》）詩中，有所反映和分析，當得上壹篇生動的稅史實錄。
詩文如下：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壹身。
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
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
厥初妨其淫，明敕內外臣；
稅外加壹物，皆以枉法論。
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
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
裏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
夜深煙不盡，霰雪白紛紛。
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
悲端與寒氣，並入鼻中辛。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