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智慧內斂的心理特征和個性特征是指藏民族更習慣於通過靜思和冥悟來思考人生，探索世間萬物的真諦。因此，不管在宗教活動，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更傾向於收斂自己的行為和話語，而更多的是用“心”去審視、體悟眼前的事物，以沈默的方式對待生活中的壹切無常變化。這顯然也與藏民族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有著直接的關系。藏民族與外部世界的這樣壹種認知關系在藏族當代文學作品中同樣得到了壹定的反映。從創作實際來看，在詩歌占據藏族當代文學主導地位的20世紀50、60年代，即便是壹些社會性、政治性很強的詩歌依然體現了藏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最明顯的就是詩歌中景物描寫的細致多樣，並充滿神聖、謙恭、敬畏之情。當然，那個時代的壹些藏族詩人，幸運地迎來了生命的新機，由於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轉折，他們對新的歷史境遇充滿了喜悅之情，因此，詩歌中的景物描寫自然也包含著對新的生活場景和美好未來的贊美與謳歌，表達的是壹種全新的家園之情。但從文化深處勘探其中的“無意識”根源，我們就不能忽略他們對自然本身懷有的那種天然的敬畏之情。他們筆下的自然描寫固然有著表現因歷史境遇改變後所產生的那種無法用別的方式傳達的喜悅之情的成分，但更有來自意識深處的對自然崇拜和相信萬物有靈這種最根源性的文化無意識成分。由於此，我們才看到了藏族作家對自己賴以存身的自然環境給予了毫無保留的贊美與謳歌。這樣的傳統延續不斷，它在藏族當代詩歌中仍然表現得非常突出。不但老壹輩詩人如伊丹才讓、饒階巴桑、丹真貢布、格桑多傑等寫下了眾多贊美雪域高原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觀的優秀詩篇，那些更為年輕的詩人同樣在自然的闊大、壯麗中獲得了無窮的靈感，繪制了壹幅幅莊嚴、多彩的高原圖畫。
年輕壹代的詩人如阿來、列美平措、完瑪央金、才旺瑙乳、班果等，都鐘情於高原的自然美景，把他們最深沈、最熱烈、最執著的情感和信念獻給了腳下的土地，身邊的群山、大河、湖泊、靈石……在他們的心裏筆端，這些群山、大河、湖泊、靈石無不具有神奇的力量，無不是具有生命的高貴存在。他們歌頌這些高貴的靈物，視它們為生命的源泉，力量的所在，勇氣的噴發地，信念的寄托，甚至是活著的依據。可以說，在中華文明圈中，還沒有哪壹個民族像藏民族那樣，對身處其中的自然存在物存有如此神聖、謙恭的情愫。這樣壹種執迷的精神現象，顯然與藏民族根深蒂固的自然崇拜和萬物有靈觀念有著深刻的必然聯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代藏族作家的創作，仍然深深地印有地理文化的特色，即他們的創作與青藏高原壯麗、秀美、神奇的自然風光交相呼應，有著水乳交融的“血脈”聯系，這種聯系自然源自於潛意識深處的精神觀念。如果說開創時期的藏族當代文學是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不自覺地或隱性潛在地表現著藏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麽新時期以來的當代藏族文學則在越來越多元化的文化環境中更為鮮明地凸現出了它的獨特之處，那就是對藏民族文化心理的充分表現。當然，這種表現也是壹個不斷探索和變化的過程。新時期之初，藏族當代文壇出現了老壹代作家和年輕壹代作家***處壹堂、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優秀詩歌爭奇鬥艷的熱鬧景象。但不管是老作家，還是年輕作家，他們的創作都呈現出了壹定的民族特色；也不管是哪種形式的作品，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傳遞了高原民族的獨特文化心理。就小說而言，拿老壹代作家降邊嘉措、益西單增等人的創作來看，雖然其內容大多反映的是藏族人民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走上新的歷史道路的革命歷程，但從細節描寫、語言修辭、表現手法等這些細節去發掘，我們就會發現它們仍然非常鮮明地體現了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如，1980年代問世的幾部重要的長篇小說《格桑梅朵》、《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等。從題材、內容來看，它們都反映的是藏族人民如何走上反抗之路，獲得新生的艱巨復雜、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這些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豐富社會內容的作品，在註重涵蓋巨大的、深厚的歷史內容和呈現時代特色的同時，並沒有變成簡單的歷史文獻和教科書。
它們把反映時代巨變的歷史內容巧妙地融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表達形式之中，從而它們成了既具有歷史認識意義，又具有民族文化審美個性的藝術作品。這些審美個性所透露出來的藏民族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則是其最具特色的內核因素。當然，這壹切的展現，都與作家們對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段的選擇是分不開的。在表達“藏族人民是如何走上反抗道路並最終取得勝利，成為家園的主人”這壹主題的時候，藏族作家們都特別註重在具有民族文化氛圍的背景中展開敘述。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環境描寫，以及在相應的藝術手段的運用方面，如心理描寫、語言選擇、結構設置等方面，作家們都盡可能地在作品中追求強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審美氣息，從而使得作品展示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在益西單增的《幸存的人》中，當兇殘的政府軍血洗德吉村後，德吉桑姆的哥哥壹家除了幼小的孩子幸免於難之外，其他人都被殘暴地殺害。德吉桑姆只好負起了保護、照料孩子的責任。此時，絕望的德吉桑姆懷著仇恨，帶著孩子不知所措地離開故鄉去異地逃難。在昌都她遇到了寺廟的喇嘛，喇嘛聽了她們的遭遇後，希望她不要心懷仇恨去報仇雪恥，相反要慈悲為懷、拜佛消災。德吉桑姆並沒有答應喇嘛的勸說，於是喇嘛對她進行了壹番說教，這番說教感動了德吉桑姆。對此文中有壹段旁白：她的精神世界進入到了神秘莫測的神的領域裏。她感到這個領域不僅神聖開闊，而且充滿了過去看不到的光明和前途。她感激老喇嘛給她指點三個危命的大坎，並告訴她怎樣挽救過渡。實際上老喇嘛看手蔔算和專講朝拜覺仁波大佛的用心，是想不公開地勸告德吉桑姆放棄殺人報仇的念頭，希望德吉桑姆走忍辱消恨、慈悲為懷的這樣壹條佛法之路。[3](P39)毫無疑問，這段旁白充分展現了藏民族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心理。盡管德吉桑姆無法接受親人慘死的血腥事實，但在面對信仰的時候，她仍然在靈魂深處有著無法拒絕的寄托信念。這樣壹種心理狀態，自然是藏族文化積澱的結果。它如血液壹樣流淌在藏民族的文化血管裏，即使在連生命都無法保障的時刻，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牢固地占據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在無形之中支配著人們的心理認知和現實行為。當然，在小說中，作者這樣寫並不是為了強調佛教文化的強大功用，從故事發展的邏輯來看，這樣的情節交代似乎是為了突出底層民眾生存的艱難，從而揭示舊西藏統治階層的殘暴，為他們日後走上反抗之路作鋪墊。但毋庸置疑的是，這樣的描寫從另外壹個側面也突出了藏族宗教文化心理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影響力。除了故事情節的描寫能夠突出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外，語言選擇和壹些經常出現的文化事象等因素也在壹定程度上表現著民族文化心理。語言作為壹種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系統，是文學表達必需的壹種媒介。語言對於文學的重要性是壹個公認的事實。它不僅僅體現在作品的組織結構上，從更為深刻的層次上來說，還決定著整部作品的文化品質和歷史蘊含。因為作為文學作品的基礎性構成因素，作為文學的直接而唯壹的物化形式，語言其實包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心理意蘊，“語言中的壹切，包括它的物質的和機械的表現，比如聲音的變化，歸根到底是心理的”。所以，藏族古代與現當代文學融合是敬畏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