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茲華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斷然主張，文學家的使命是要在對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實反映中尋覓人類的天性，因為只有在“微賤的田園生活裏”，“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才***同處於壹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為壹的”。他的小詩《詠水仙》展現了壹幅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靜快樂的畫面，表現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尋找人性最後歸宿的情懷。他的《丁登寺》、《致布谷鳥》、《致蝴蝶》、《麻雀窩》等名篇歌頌了兒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沒有受過工業文明汙染的完美人性，顯現了他創作主題的壹個重要特征：在對大自然的肯定中來探討人的本質復歸問題。盡管華茲華斯及柯勒律治、騷塞等作家消極避世，逃避現實，但他們畢竟給處在初期物化現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復歸開出了壹劑藥方。這也是19世紀初期英國許多作家的創作主題和藝術表達的基本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