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衡量詩歌的重要標準。新詩發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討論，對歐化傾向的批判，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詩歌對於新詩發展的價值。內容上強調詩歌與革命鬥爭的關系，形式上強調詩歌與群眾欣賞習慣﹑鑒賞水平的關系，大體上決定了40年代新詩的主要面貌。
在解放區，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直接產物，出現了形式是民間和民族的長篇敘事詩的高潮。配合人民解放運動的開展和人民戰爭的進行，解放區詩歌以長歌的形式，記載了人民的受苦﹑抗爭和勝利的艱難歷程。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田間的《趕車傳》(第壹部)，阮章競的《圈套》，張誌民的《死不著》，《王九訴苦》，李冰的《趙巧兒》，以及阮章競的定稿於戰爭年間﹑出版於新中國誕生以後的《漳河水》。當時致力於通俗詩歌寫作的還有王希堅﹑賀敬之﹑戈壁舟﹑嚴辰等。而在人民解放軍和遊擊隊裏，“槍桿詩”頗為盛行，集中體現這壹成就的是畢革飛的快板詩，它同樣註重內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眾化。
在國民黨統治區，詩歌的直接社會功能表對於腐朽沒落事物的揭露與抨擊。主要形式民謠﹑小調的形式，因之有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兒》等作品出現，但也有壹批詩人以自由體新詩作為基本形式。他們分屬於“七月”與“九葉”兩個詩人群。前者團結在胡風主編的《七月》﹑《希望》﹑《七月詩叢》周圍，主要成員有綠原﹑阿壟﹑曾卓﹑魯藜﹑孫鈿﹑冀﹑彭燕郊﹑杜谷﹑牛漢﹑魯煤﹑化鐵﹑羅洛﹑徐放﹑方然﹑蘆甸﹑鄭思﹑鐘瑄﹑胡徵﹑朱健﹑朱谷懷等。他們大多受到艾青的影響，肯定詩的戰鬥作用，並將詩所體現的美學上的鬥爭和人所意識到的社會責任統壹起來，用樸素﹑自然﹑明朗﹑真誠且有獨立個性的聲音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代表作品選編成20人集《白色花》出版。後者以《中國新詩》﹑《詩創造》﹑《森林詩叢》為中心，代表詩人是辛笛﹑穆旦﹑鄭敏﹑杜運燮﹑陳敬容﹑杭約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他們從戰爭動亂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視詩人自身對社會現象的體驗，註重詩藝的磋磨與意象的新穎，追求形像的流動性和雕塑的立體感。他們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國現代詩歌並受到陶冶，由於註意熔哲理詩的思辨﹑社會詩的技巧﹑抒情詩的魅力於壹爐的藝術效果，故與當日詩風相比，偏於蘊藉深沈。代表作集中於編成的《九葉集》。
40年代後半葉是災難深重的歲月，也是黑暗將要退卻﹑黎明為期不遠的歲月。無論是解放區的詩人為明朗的白晝而高歌，還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詩人為淒冷的長夜而低吟，新詩的主調都是對祖國黎明的呼喚，象壹只在暴風雨中搏擊奮飛的英雄之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