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1月6日，紀伯倫誕生在黎巴嫩北方美麗的山鄉貝什裏。他的家庭屬天主教馬龍派。母親是虔誠的教徒，心地善良，她是紀伯倫心目中愛與美的化身。父親是個粗獷的山民，兼做山鄉牲畜統計工作，因交遊不慎，吃了官司，導致全家赤貧。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母親帶著四個孩子，來到美國的波士頓，棲身於最貧窮的華人區，這年紀伯倫12歲。1898年，紀伯倫又背負著全家的希望，回到祖國，進了貝魯特的“希克瑪”（睿智）學院。他利用假期深入社會，記下自己的見聞和感受。這壹時期，他對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政治專制、宗教欺騙和陳腐傳統有了本質上的認識，在校內刊物上發表過揭露和批判的文章。
1902年紀伯倫完成學業後再次赴美。他的小妹妹、哥哥和母親在壹年內相繼去世，為他們治病欠下大筆債務。從1903年至1908年，紀伯倫壹邊作畫，壹邊為阿拉伯僑民雜誌寫稿。女校校長瑪麗·哈斯凱爾自此成為他的知音和摯友，對他的創作起過重要作用。
1905年紀伯倫的第壹部作品《音樂短章》出版，這是壹本論述音樂的發展歷史及其與人類的關系的小冊子，展示了作者的藝術才華。他通過巧妙的聯想和比喻，以擬人化的描寫，把音樂的本質具體生動地表現出來。他把音樂稱作“心靈和愛的女兒”，“盛放愛情苦汁和甘泉的容器”，“人類心靈的幻像”，“悲愁的果實和快樂的花朵”，“從收聚的感情花束中升起的芬芳”。他把抽象的音樂變成了可觸摸的具象。他用壹連串驚嘆句呼喚音樂，從而把音樂對愛情生活、對文學藝術、對世界歷史的作用揭示出來。《音樂短章》的浪漫藝術風格，預示了紀伯倫未來創作的走向。
1906年紀伯倫發表了他的第壹個短篇小說集《草原新娘》。第壹篇《瑪爾?塔·巴尼婭》?描寫壹個純潔無瑕的農村少女，被騙到城市，成為被人踐踏的煙花女，最後在貧病中慘死。小說控訴了“躲在人類大廈裏的動物”的惡行，表現了對被侮辱被損害的阿拉伯女性的極大同情。《瘋人約翰》描寫青年牧人因牛群誤入修道院領地，慘遭毒打和囚禁，在母親交出結婚銀項鏈和父親證明兒子“發瘋”後，才得以開釋。小說揭露了教會與世俗政權相互勾結和他們實行的愚民政策，借主人公之口宣布：“耶穌為宣揚生活而遣至人間的羔羊已經變成豺狼，”他們“已把教堂變成了毒蛇的洞穴；而把弱者搶劫壹空”。
1907年紀伯倫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叛逆的靈魂》，塑造了幾個敢於反抗的人物。《瓦麗黛·哈妮》敢於主宰自己的命運，大膽拋棄了囚室壹般的家庭，和自己心愛的人結合。她“掙脫了腐朽的人間教規的桎梏，以便按崇高的法則來生活”。這是阿拉伯現代小說中第壹個女性反抗形象。《新婚的床》的主人公也是向黑暗社會和陳腐傳統進行挑戰的女性。為了實現愛情理想，她和愛人雙雙殉難。《叛教者哈利勒》描寫了壹個正直青年的覺醒和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勝利。
1908年紀伯倫得到瑪麗·哈斯凱爾的資助，去歐洲學習繪畫。他在巴黎藝術學院和倫敦等地的藝術畫廊汲取西方古典和現代藝術的精華，曾受到羅丹的褒獎和支持。羅丹稱他為“20世紀的威廉·布萊克”。
1911年末，紀伯倫發表了中篇小說《折斷的翅膀》，反響熱烈。故事敘述富家女薩勒瑪被大主教的侄子強娶，成為婚姻的犧牲品。盡管她有機會和情人逃出樊籬，但她像折斷翅膀的小鳥，難以奮飛。5年後她生下壹個孩子，但孩子壹降生就夭折了。她也離開了人世。作者把這場愛情悲劇升華為東方民族悲劇的壹個象征：“那個弱女子不正是受淩辱的民族的象征嗎？那個苦苦追求愛情，身體卻被牢牢禁錮住的女子，不正像那個受盡統治者和祭司們的折磨的民族嗎？……那個女子在壹個民族中，如同壹盞燈放出的壹線光亮，如果燈油充足，燈上的光芒難道會昏暗嗎？”而小說中對母親的歌頌，也包含了對祖國和民族的摯愛和眷戀。作者認為母親“是人類心中發出的全部慈愛與甘美。母親，就是生活中的壹切”。
紀伯倫的小說具有豐富的社會性和深刻的東方精神。他不以故事情節取勝，不描寫復雜的人物糾葛，而著重表達人物的心理感受，抒發內心的豐富感情。大段的傾訴如歌劇中的詠嘆調，又如法庭上的辯護詞，極富感染力。作者往往以“我”作為主人公之壹出現，直接介入故事，使敘述顯得真實。彌漫在小說中的悲劇意味和批判意識，把哀怨和憤怒結合起來，更能引出對社會醜惡現實的痛恨與深思。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紀伯倫的創作重心由小說轉向了散文和散文詩。他從用阿拉伯語寫作，變成以英語寫作為主。他用阿拉伯語發表的作品有：充滿哀傷的散文詩集《淚與笑》（1913），贊美青春和自由的長詩《行列》（1919），富有激情和社會批判意識的詩文集《暴風集》（1920）和《珍趣集》（1923）等。他用英文發表的作品則有寓言、散文詩集《瘋人》（1918）、《先驅者》（1920），哲理抒情散文詩集《先知》（1923），箴言集《沙與沫》（1926），福音體傳記《人子耶穌》（1928），詩劇《大地之神》（1931）等。遺著有《流浪者》（1932）和《先知園》（1933）。
《淚與笑》包括了紀伯倫最早寫出和發表的散文和散文詩，展現了青年紀伯倫最關心的社會和文學主題：愛與美，大自然，生命哲學，人道主義，社會公正，詩人使命和孤獨寥寂等，它們也預示了紀伯倫壹生的創作方向。在《美》、《在美神的寶座前》中，作者把美當成宗教，當成主神，美使“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寶座的階梯”。《火寫的字》批判了濟慈“聲名水寫就”的消極人生觀，表現出用火在天空書寫人生的宏大氣魄。《致責難者》提出“地球是我的祖國，人類是我的鄉親”，“妳是人，我愛妳，我的兄弟！”反對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諸篇是本集中最優美、最有韻味的，情、景、理融為壹體。
《暴風集》收入了紀伯倫最具現實批判性、最有力度的散文和散文詩。《掘墓人》以超現實的手法塑造了壹個敢於“褻瀆太陽”、“詛咒人類”的“瘋狂之神”形象，讓他喊出“我是自己的主！”這壹形象體現了紀伯倫對陳腐傳統及其維護者的藐視和痛恨。《奴性》揭示了人類歷史上和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奴性，指出奴隸主義是壹個“永久性的災難”，它使人們的歲月“充滿屈辱和卑賤”，提出打碎奴性鎖鏈、結束跪拜偶像的歷史課題。《麻醉劑和解剖刀》分析了“東方病夫”頑疾久治不愈的原因，指出東方人“愛吃蜜”，又諱疾忌醫，而東方的“醫生”們則專開只能延緩卻不能根治疾病的“麻醉劑”。他強調為了根治東方的痼疾，必須拿起“手術刀”進行徹底治療。《雄心勃勃的紫羅蘭》以寓言的形式，闡釋了“存在的目的在於追求存在以外的東西”這壹思想。
《珍趣篇》的許多詩文，反映了紀伯倫的愛國主義情懷。《妳們有妳們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以充滿詩意的語言描繪了他心中的理想國，企盼祖國的兒女能代表黎巴嫩“巖石中的意誌，巍峨中的高貴，流水中的甘美，空氣中的芳馨”。《朦朧中的祖國》則以似真亦幻的筆法寫出了海外遊子對故土的熱愛和眷戀。《新時代》表現了近代東方新舊兩種思想的鬥爭，號召同胞響應“生活的號召”，做“屬於明天的自由人”。
收入《瘋人》、《先驅者》和《流浪者》的作品，寓意深刻，富於哲理。《瘋人》以隱喻和象征，暴露了人類社會的種種反常現象，指出所謂完美的世界實際上最不完美；所謂正人君子，實際上都是戴著假面具，不敢“赤裸於陽光下”的人；而所謂瘋人，卻敢於丟掉面具、直視太陽。《先驅者》以歷史和進化的觀點，證明人類沖破精神牢籠，追尋天空中飛翔的“大我”的必要性。作者借“先驅者”之口，道出了他對人類的愛。《流浪者》抨擊了愚昧對文化價值的踐踏，展示了文化貧困的可悲和可笑，並肯定了創造者孤獨、痛苦的真正價值。
紀伯倫以其豐富的藝術創作成果，成為阿拉伯海外作家的壹面旗幟。1920年他和著名作家努埃曼等***同發起，組織了阿拉伯第壹個現代文學團體“筆會”，擔任會長。這壹團體對阿拉伯海外乃至本土文學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激勵和推動作用。以紀伯倫為代表的“旅美派文學”，成為連接阿拉伯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壹座橋梁，在阿拉伯文學復興運動史上留下了多彩的篇章。
紀伯倫旅居美國20余載，1931年病逝於美國紐約。同年他的遺體運回黎巴嫩，詩人最終實現了重返祖國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