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的命運最悲慘，她們受迫害、受毒害最深，新樂府詩人以深切的當下關懷意識與舊的婚姻觀念、封建制度、倫理觀念相抗爭，對女性的不幸命運及其根源從多樣的角度和層次進行展示和挖掘，不論是密度和力度都足以引起世人的關註。
女性在綿延數千年的文化進程中有其不容漠視的地位與貢獻，因此以女性為表現主題的藝術作品源遠流長、品類豐富。而以表現社會動蕩、人民痛苦為主流的新樂府詩人集體無意識地把創作的著眼點之壹放到了那個時代女性的悲慘生活上，用詩歌形式反映在封建制度下女性的種種悲劇，為女性的悲劇命運鳴不平的現象，無疑是壹個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
壹、新樂府詩人創作的著眼點
所謂新樂府，就是壹種用新體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大致與韓愈、孟郊等人同時，有壹批詩人在另壹個不同的方向上也掀起了壹股新詩潮。其顯著特點，是以樂府——特別是新題樂府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針砭政治弊端，以期達到實際的社會效果。同時在藝術表現上，這群詩人也大多努力以平易淺切的語言、自然流暢的意脈來增加詩歌的可讀性（這壹特點恰好與韓、孟壹派詩人相背反）。他們中包括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紳等人。以前人們曾把這壹新詩潮稱為“新樂府運動”。[1]
樂府是壹種演變性的概念，其始為音樂機構之名，後來嬗變為詩歌體式。從其為詩歌之角度看，它自漢代產生、發展以來，即有非常優秀的作品，到魏晉六朝，樂府更得以弘揚，從而完善為壹種古典詩歌體式。兩漢以後的廣大詩人在創作樂府詩時，便主要有兩種傾向：壹是大多沿襲古題，雖有壹些變化，但其題名及形式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深層變革，如曹操、王粲等人的作品。這應該說是杜甫之前樂府創作的基本格局與態勢。二是在表現題材上與漢樂府反映現實生活、描寫民生疾苦的創作精神漸離漸遠。特別是六朝時期，樂府詩的傳統精神與創作風格從總體上說庶幾殆盡。[2]這兩種傾向，無疑會阻滯樂府詩的發展，窒息它的生命。
樂府詩要發展，就不能壹味去摹古題、擬古調，必須創制新題自寫新意。正因為如此，杜甫自創新題的樂府受到了後人的高度贊揚。在此背景下以白居易為領袖，取法杜甫，視“因事立題”為寫作原則，確立了新樂府的名稱，努力從事這類詩歌創作，完成了古題樂府向新題樂府發展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新樂府運動。
社會政治經濟和詩歌創作的日益衰頹的現實，促使白居易等以改革詩風，療救時弊為己任，新樂府新詩潮正是在這種復雜錯綜的歷史背景下掀起的，是諸多詩人***同努力而形成的，象李紳、元稹等都是積極的參加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從此壹意義上，不妨稱之為“新樂府詩人”。他們彼此唱和，相互呼應，作品以表現社會動蕩、人民痛苦為主流，熱情地以詩歌形式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反映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企圖把詩歌作為有力的政治工具來使用。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的命運最悲慘，她們受迫害、受毒害最深，新樂府詩人通過描述女性的生活對女性的不幸命運及其根源從多樣的角度和層次進行展示和挖掘，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艷曲”，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 那麽，新樂府則更多地唱出了古代女性的命運悲歌。就如白居易在《秦中吟序》所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二、新樂府詩人對女性不幸命運的展示
1、飽受戰爭之苦的女人
從四大美人的故事到關於禍水的議論，女人與政治、戰爭似乎有著不解之緣。爭奪特洛伊的千古之戰，傳說就是為壹個“羞花閉月沈魚落雁”的絕代佳人海倫，這是西方國家的情形；而在東方，古長安三月桃花滿天紅，豐腴如膏的女子沐在華清池，正是那個沐在華清池的女子楊玉環敗落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姑蘇城外，範蠡君出的好主意，竟讓自己心愛的美人西施去侍奉敵國的君主，而這敵國也就敗在西施的手裏；那天真善良的大美人貂蟬，相傳是米脂的婆姨，十六歲的年齡學會了千嬌百媚，而終歸“紅顏命薄”；塞外風沙裏儀態萬千的南方女孩王昭君抱琴出塞，挽救了壹個王朝和天下太平，女人的力量可真大，可是超脫不了“水”的命運。
此壹題材的創作，新樂府詩人中當以杜甫為代表。新樂府創作始於杜甫，元結、顧況有所發展，白居易集大成，都對女性的悲劇命運有所表現。早在安史之亂前後，杜甫就曾以樂府風格的詩篇針砭現實，《兵車行》等詩句已然涉及到女性的悲劇命運，要麽是爺娘妻子走相送時“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的斷腸之悲；要麽是“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新婦也得飽嘗“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離別相思之苦；要麽是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遭遇非人的蹂躪踐踏，即使是石壕村年邁的老婦人，也不得不在痛失二子的情形下，“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真真是“婦啼壹何苦!” 哎，“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難怪有承受不住命運之悲的，忽聞壹聲乍，老嫗梁上掛。還有多少負薪的女子、無告的寡婦啊！杜甫在夔州看到當地許多女子，到了四五十歲還未出嫁，靠砍柴、負鹽供給壹家生活和繳納租稅，便寫下了《負薪行》贊賞它們的勤勞，同情她們的不幸。杜甫更以詩代諫，在《又呈吳郎》中勸說吳郎不要阻止老婦人打棗，只因她是“無食無兒壹婦人”。杜甫不僅同情這些婦人的困苦，更了解她們的內心，甚至為她的痛苦忍不住流下了眼淚。[3]陳陶的壹首《隴西行》更是將戰爭的慘烈性描繪得淋漓盡致，茲錄《隴西行》之二如下：“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裏不說“魂”而說“人”，實在令人砭骨摧心，痛徹骨髓，數千被家中妻子日夜掛念的將士，做了沙場的戰死鬼之後，而家人還不得而知，還在望穿秋水的等著歸來。這是何其的淒慘與淒涼呵!
2、遭受統治者蹂躪的女人
白居易的詩歌作品，向來以能夠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而著稱。特別是他前期所寫的《秦中吟》、《新樂府》等作品，更是取材廣泛，鋒芒銳利，對當時社會中的許多政治弊端和不合理現象，都做了大膽地揭露，其中有壹部分詩就尖銳地觸及到當時的女性問題，發出“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樣無可奈何的感嘆和呼籲。詩人以十分同情的態度，真實地描寫了在封建社壓迫下女性的痛苦生活和她們的悲慘命運，並對摧殘女性、壓迫女性的殘酷的封建制度，做了無情的鞭撻。對於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壹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請揀放後宮內人》)，要求憲宗盡量揀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頌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宮”，而在《過昭君村》壹詩中更反映了人民對選宮女的抵抗情緒：“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基於這樣的認識和同情，詩人寫出了那著名的《上陽白發人》。詩中以宮女之口敘述她自入宮到後年老整個的經歷，又著重表現其晚景的淒涼與變態，具體表現了她所遭受的摧殘與痛苦。通過對她壹生境遇的描寫，極形象而又富於概括力地顯示了“後宮佳麗三千人”的悲慘命運，揭露了封建帝王摧殘無辜女性的罪惡行為。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並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揭露表現了宮人的生命被幽閉這壹殘酷的事實，控訴這壹制度的罪惡，因而具有社會批判意義。白居易同情宮女命運的詩不只《上陽白發人》壹首，同樣題材的作品，在《新樂府》中還有《陵園妾》。那是壹首揭露封建統治者讓宮女終生為皇帝守陵墓的罪惡的詩。與白居易的《上陽白發人》相媲美的是元稹的《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另外，王建也以寫宮女生活的《宮詞壹百首》著名。這些詩寫得小巧清麗，對宮中奢華生活頗多渲染，有幾篇較好的，能夠給人以較深的感想，如下面壹首：“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這是表現宮中壹個年老樂師內心的傷悲。她教遍了宮中所有女子，也教唱遍了所有的宮詞。自己的年華也就在這過程中消逝了。面對正處得意之時年輕宮女，她不由感嘆萬端。結尾這壹聯的發問，既是對宮中樂師的同情，同時，也慨括了人世間師生之間的關系，表達壹種為他人作嫁衣者的內心痛苦。《調笑令》，原題為“宮中調笑”，可見本是專門供君王開開玩笑的，王建卻用來寫宮中女性的哀怨：“團扇，團扇，美人並（作“伴”解）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陽路斷。” 描寫宮廷歌女的痛苦生活十分入骨，“誰復”壹句，描述被擯棄後百無聊賴的愁苦況味；“弦管”壹轉，說明春雖再來，而自身卻再無召幸的希望，斬釘截鐵，守望之情，躍然紙上。
3、淒涼幽怨的女人
張籍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的樂府詩，頗多描寫封建制度壓迫下女性的悲慘處境之篇什，對女性的悲慘命運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窮苦農婦的憂傷，有“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裏”(《別離曲》)的閨中少婦的幽怨，有由於“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離婦》)而橫遭驅遣的棄婦的感傷……其時姚合稱張籍是“絕妙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贈張籍 》）”由以上作品，張籍在表現這類題材實有其獨到之處。他的《促促詞》寫貧窮人家的男子成年在外奔波，女子“自執吳綃輸稅錢”，夫婦不能團圓；《征婦怨》描述了戰爭後“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的淒慘景象。另外，白居易除了關心宮女的不幸命運而外，他還寫過《井底引銀瓶》、《母別子》、《議婚》、《太行路》和《繚綾》等詩，對社會上廣大女性，特別是勞動女性的悲慘處境，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如《觀刈麥》寫壹個“家田輸稅盡”的農婦，靠拾穗過活的困苦生活。《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具有壹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同的悲慘命運。壹種對被壓迫的女性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系在壹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元稹最為人稱道的是悼亡詩，寫得情深思遠、哀婉動人，其中《遣悲懷》中追憶妻子的困頓生活：“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也發出了“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哀嘆。 元結則以其《貧婦詞》、《去鄉悲》反映了女性的貧困和流離失所的情形，顧況的《棄婦詞》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好詩，篇幅所限，不及詳述。
4、沒有牛郎的織女
王建的詩風與張籍相似，樂府詩也常針砭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特別是寫出了女性最勤苦，忙縫紉、燙熨鬥的生活，如《當窗織》寫貧女辛勤紡織，“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急”，而到頭還得先輸官府，余下的又得給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特別是在寫了貧女織布辛苦後面加上壹句“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以織布貧女羨慕本身是淪於不幸的娼女，突出地呈現了貧女痛苦的心境。又如《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的沈痛心情：“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也是未經人道的。《簇蠶詞》也是壹樣：“已聞鄉裏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這冷然的壹問，也正充滿著仇恨。《織錦曲》通過對織女們“壹梭聲盡重壹梭”的辛勤勞動的描繪，對統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憤怒的斥責：“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壹曲歌!”王建的《望夫石》壹詩，可以說把中華女子的那種特有的傳統美德與氣質生動形象的展現在眾人面前。“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晚唐後期，出現了壹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也曾集體無意識地把著眼點放到了當時的女性身上。秦韜玉的《貧女》也因為引出了“為人作嫁”這個成語而受人關註：“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貧家的女子盡管氣質好，品性好，針線活好，可由於針線活做得好，壹年壹年老給有錢人家的姑娘做嫁衣，自己早到了該出嫁的年齡卻就是嫁不出去。這首詩刻畫貧家女子的心態十分細膩。元稹最優秀的樂府詩《田中詞》全是憤激之詞，其中也反映了婦人的情緒：“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其中《織婦詞》則為“為解挑紋嫁不得”的勞動女性提出了控訴。統治階級的無底欲壑，竟使她們對著檐前的蜘蛛發出這樣的感嘆：“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記述了勞動女性因為有紡織手藝反而被限制不準嫁人、不能享受人倫之樂的悲慘情景，寫出了她們的痛苦心境。
三、新樂府詩人對女性悲慘命運根源的挖掘
1、杜甫不斷探求造成女性乃至天下百姓悲慘命運的原因。他認為壹方面是由於開邊的戰爭和軍閥混戰破壞了生產，造成人民死亡。他以“三吏”、“三別”的組詩深刻地揭示了安適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禍害，如《兵車行》：“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特別是女性精神上的痛苦，以至“哀哀寡婦誅求盡”（《白帝》），揭露了封建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利害沖突；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在揭露“彤庭所分帛，本子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供城闋”的慘象後發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浩嘆，表達了他眼看政治日益腐敗、統治者日益奢侈昏庸導致人民日益貧困而自己卻無能為力的內心苦悶。另壹方面他認為主要是由於統治者的橫征暴斂。他在《遣遇》裏則具體寫出女性受剝削的情況：“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對此，元結在《賊退示官吏》中也有所揭示，詩中說“城小賊不屠”是因為“人貧傷可憐”，然後壹針見血地指出“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可知當時的民生是何等地雕弊，而官府的盤剝又是何等的沈重。
2、白居易深刻地認識到了“苛政猛於虎”是包括女性在內的眾多百姓生活困苦的根源。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於“官吏之縱欲”、“君上之不能節儉”、“財產不均，貧富相並”。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所以他做諫官建議最突出的有五件，其中三件都是為減輕人民負擔：壹請減免江淮旱損州縣租稅，去地“和糴”改為“折糴”，二請揀放宮人，三請停止向河北藩鎮用兵。他在《杜陵叟》中更深刻地揭示統治者慘無人道地剝削，從而指出農民破產的根本原因。
3、詩人張籍則深入地批判了封建倫常對女性的壓迫。他在《離婦》中不僅是表現對棄婦的同情，更主要的是揭露了這壹悲劇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其先言“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直接指出造成她悲劇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古制”。在敘述與公婆告別，又寫了他們“復沈疑”這壹心理，以此表明她與公婆並不矛盾，接下敘述她的辛勞與治家能力，更具體表現了這壹制度的殘酷，它既是對女性心靈的摧殘，也是對她的壹種剝削。
4、元稹對於官商勾結的危害揭露得最為深刻具體。他在《估客樂》中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他們奉行“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交假本生輕”的生意經，向農民販賣假貨，賺得大批錢財，又勾結公侯百卿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四、新樂府詩人女性詩作的藝術特點
1、特定時代環境下的悲劇描寫。文學作品是間接的反映現實並通過語言形式來表達的藝術形式，新樂府詩更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新樂府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了“國風”的優良傳統，多思婦、棄婦之怨，或寫婚姻悲劇、戰亂遭際，較直接地反映了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的悲慘命運。與前代相比，無疑更具主動性與思想性，明顯地流露出對封建壓迫的抗爭精神和對女性命運的深切同情，不是為諷刺而諷刺，而是為了爭取實行“仁政”而抨擊虐政，為了維護正面事物而揭露反面事物。
2、“比興”手法的運用，變化多端，構思精巧。讀新樂府詩人的女性詩作，我們不僅要看到形象本身的思想意義，還要看到新樂府詩人的寄托。如白居易的《太行路》，小序指出：“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詩中也點明“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這壹類寄托是明顯的，讀這壹眼就可以看出來；另有壹類是隱寓的，如《黑龍潭》，小序指出“疾貪吏也”，但詩中沒有明顯寫貪吏，而是以“龍神”比皇帝，以“林鼠山狐”比貪吏，以“豚”比人民。詩的結語是“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無知？”雖未明寫，讀者卻能夠領會其寓意：貪吏已把民脂民膏吸盡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知道不知道啊？
3、基本采用賦的寫法。“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者也。”仍以白居易為例，《杜陵叟》中“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紅線毯》中“宣城太守知不知？壹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全都罵得開心，質問得痛快！
4、多用民間的口語。反映時事的創作傾向決定了新樂府詩人女性詩作的通俗化，也唯有如此才容易讀懂，便於記誦，這也是杜甫、白居易等新樂府詩人向民間學習、直接汲取民間富於生命力的語言的結果。
5、描寫對象更多地指向老年婦人。因為她們經歷了更多的不幸，命運的悲慘最甚，其困苦無告的生活是古代女性悲劇命運的縮影，其典型性是吸引新樂府詩人創作眼光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新樂府詩人女性題材創作的壹大特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新樂府詩人代表作品的深入分析，揭示出新樂府詩人是如何以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展示女性的悲劇命運，以深切的當下關懷意識與舊的婚姻觀念、封建制度、倫理觀念相抗爭，代女性喊出了不平，其詩風格正是壹種政治實踐精神的折射。通過對新樂府詩人所描繪的女性悲劇和對其命運的思考，可以看到新樂府詩人已將女性的不幸命運及其根源從多樣的角度和層次進行展示和挖掘，不論是密度和力度都足以引起世人的關註。而我們重讀這些作品的目的，不僅是要從它們優美的文辭與高度的藝術境界中吸取養分，還要學習古人務實的作文精神——文學作品要與現實生活高度結合，要真實的重現和反映生活，從而影響生活。只有做到了這點，文學作品才能打動讀者，才能推動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才能具有不朽的生命，超越時空的界限而成為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