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李白詩選》，來給李白畫個像，非寫意筆法不能顯其神貌，白描則不可。鋪七尺長卷，筆落酣情，非壹氣呵成不能現其風采，氣韻頓挫則不可。惟其超拔飄逸與雄奇豪邁，方能稱之“謫仙人”，他用手中如椽巨筆奏響了唐代詩歌的最強音，若聞天籟，令人思之、慕之、拜之、神往之、傾倒之。
唐代詩歌有著獨具魅力的時代風格與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濃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嶄新的生活體驗，以壯闊為美的審美情趣，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壹切合起來就成為唐代詩歌與其他朝代詩歌相區別的特色。唐代詩人們以王者的姿態開辟出異彩紛呈的塊塊疆土，這樣壹個時代培育出來的人物，或者說，出現於這樣壹個時代的天才，往往是極其富有魅力的。李白的魅力便是那麽的動人，像具有不可思議的魔法。他以壹種震撼的力量征服了當時以及後世許多代讀者的心。賀知章在長安初次遇到李白，誦《蜀道難》，呼之為“謫仙人”，解下腰佩金龜換酒與之暢飲同歡；杜甫在赴長安應試途中與李白相遇，竟然放棄考試，跟隨李白漫遊了許多地方，別後仍念念不忘，贊之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還有壹個叫魏萬的人，為了壹睹李白的風采，從嵩宋出發追尋李白幾千裏，終於在廣陵相會，言李白詩曰“鬼出神入”。只有輝煌的時代，才能為輝煌的人物提供張揚個性的條件。
《李白詩選》裏洋溢著壹股涵蓋天地的雄渾之氣。“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種博大壯闊的情懷可以說是唐代詩歌的基調。莊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盛大為美似乎已成為唐代詩人創作精神中的支柱。或儒或道或俠或禪，種種表現之下，有壹個基點，那就是詩人們內心中無比崇高的對壯美的向往。無論是理性冷靜的儒學家，還是超脫凡俗的道學家，無論是豪邁勇武的仗劍俠士，還是玄而又玄的帶發禪師，壹旦出現在唐代這個特殊的歷史舞臺上，就全都不可避免地固執起來，他們可以在自己的詩歌中摒棄某壹種風格，如儒家沒有道家的“無為”思想，俠客沒有禪師的出世之心，可是卻不能違背這個時代如此統壹的審美觀。這樣壹種環境所造就的詩人，筆下自會大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他們並不是沒有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白發三千丈，緣愁是個長”，“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如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將李白的愁與柳永的“多情自古傷離別，更哪堪冷落清秋節”，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比壹比，就會覺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氣派。“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這是壹種豪情萬丈的愁，愁中自有壹股浩然之氣，愁中自有壹段唐人風流。
唐代詩歌之所以氣象萬千，在於唐代政治的開明與開放。壹旦政治對思想的禁錮和束縛減弱，社會環境寬松，那麽人的思想就會自由起來。不但是個人的思想沒有了箍箍，各種流派的思想的交流也更加自由與深入，最後互相滲透同化，這種情況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就是豐富多彩，表現在人的個性方面就是博大精深。在李白的身上，就兼備了儒道俠禪各家的特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儒家的傲岸堅強；“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道者的避俗離濁；“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俠者的任性狷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禪者的玄思獨絕。真是難以想象，在壹個人的身上，怎能呈現出如此豐富的景觀，且並不是流於表面，而是從心靈深處透出來的壹種融合萬物，順應自然的美。也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著各種流派的影響，各種思想在我們的頭腦中交鋒，有的被殺死，更多的是在沖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說，根本不存在各種思想流派的分別，他們本來就是構成人的整個思想的各個零件，就像萬物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諧。人為的硬生生的割裂並不是壹種客觀的態度。所以說，李白的思想不勝在多樣而勝在健全，唐代詩歌的精神特質不勝在豐富而勝在完整。
李白生在唐代，幸矣；唐代擁有李白，甚幸矣。用余光中的《尋李白》作為這次對唐代與李白的激情巡禮的結語是再合適不過了：“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了劍氣，繡口壹吐就半個盛唐。”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