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月夜裏聽見賈島吟詩，有“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兩句，勸他把“推”字改成“敲”字。這段文字因緣古今傳為美談，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說的好聽壹點，都說“推敲”。古今人也都贊賞“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實這不僅是文字上的分別，同時也是意境上的分別。“推”固然顯得魯莽壹些，但是他表示孤僧步月歸寺，門原來是他自己掩的，於今他“推”。他須自掩自推，足見寺裏只有他孤零零的壹個和尚。在這冷寂的場合，他有興致出來步月，興盡而返，獨來獨往，自在無礙，他也自有壹副胸襟氣度。“敲”就顯得他拘禮些，也就顯得寺裏有人應門。他仿佛是乘月夜訪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裏假如不是熱鬧場合，至少也有壹些溫暖的人情。比較起來，“敲”的空氣沒有“推”的那麽冷寂。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比“敲”要調和些。“推”可以無聲，“敲”就不免剝啄有聲，驚起了宿鳥，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攪擾。所以我很懷疑韓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稱賞的那麽妥當。（人教版高中語文第二冊56頁）
朱光潛先生作為美學大家，舉的這個例子推陳出新，從設想詩的意境、人物的身份性情以及音韻特色幾方面對此典故認真推敲，希望運用文字者帶著應有的謹嚴，這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朱先生此論壹出，讀者眼目壹新，在語文學界影響巨大，幾成定論。但再查找壹下此典故的出處，仔細推敲壹番賈島的全詩，我們就感到朱先生卻恰恰犯了壹個不夠謹嚴的錯誤：斷章取義，抽取壹句而忽略了全詩。
我們來看看原詩的全貌：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這首五言律詩描繪了友人李凝居處幽雅的環境和對這種幽雅環境的向往。詩的首聯直接寫李凝居處幽靜，簡直隔絕塵世，絕無紛擾；頷聯寫夜晚池邊樹上棲鳥靜宿，僧人來訪；頸聯寫荒園眺望所見，小橋流水分隔郊野，白雲浮動，山石也仿佛隨著雲腳在移動；尾聯寫這種環境引人羨慕之極，決心來此壹起隱居，不負所約。全詩意境幽美，特別是中間兩聯可見賈島鍛字煉句的苦心。
朱先生單引頷聯，壹反古人定見，認為“推”比“敲”好，理由有：從意境上看，是孤僧步月歸寺，在寂靜的夜裏壹“推”而推出獨居的冷寂意味來；“敲”則顯得拘禮。從上文語境來看，“推”字似乎更“調和些”,“敲”則會驚起宿鳥，打破岑寂，平添攪擾。
那麽，這位僧人究竟是訪友還是歸寺，他要進的門到底是李凝幽居之門還是寺門呢？從全詩來看，尤其是就題目而言，訪友之說倒還更合理些。
僧月下敲的是友人的門，更能反應出李凝居住環境的清幽寂靜，頗少俗人往來，透露出壹種高雅的生活情趣。這與《陋室銘》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壹句有著同工之妙。我們不能壹見僧就只聯想到歸寺，何況賈島也曾出家，號無本，詩中的僧人身上也許原本就有賈島的影子在。由此看來，僧敲幽居之門與全詩的情境更為吻合。
再來討論壹點：全詩的意境到底是朱先生所言的清冷岑寂呢，還是寂靜中透著溫情？我們想清幽並不等同於冷寂，君子之交也是舒展恬淡而非冷漠如冰。白居易詩“晚來天欲雪，能飲壹杯無”、趙師秀詩“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等句不就是在清雅中透出壹絲溫馨嗎？友人月夜來訪，或品茗或吟詩，更添雅趣。怪不得尾聯寫道：“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如果只是壹味的死寂，那樣的幽居還有誰肯來？少了這麽壹點人情味兒，詩的感染力也勢必會被削弱。
在這訪友而非歸寺的前提下，在這景靜而非情冷的意境中，壹個音節響亮的“敲”字，敲破岑寂，驚起樹鳥，只能是用來反襯清幽的意味，而不是“平添攪擾”了。古人對此“敲”字設想“佳處”是“音節響亮”，我們認為“敲”字“佳處”不僅是音節響亮，而且合乎月夜訪友之意境，更在於用反襯手法突出了境界幽雅之美，“鳥鳴山更幽”嘛；而且這還能使人聯想到友人相見之親切、高山流水相和之歡娛。原典故寫韓愈“立馬久之”，定壹“敲”字佳，實際上他會是經過了全面的思考品味，才敲定了這麽妥帖的不可更易的壹個字。韓愈真不愧為古文運動的領袖，只可惜言之不詳，使朱先生推敲，又使我們至今仍“推敲”不止。
當然，朱先生對此典故可能是信手拈來，誤記了出處及原詩，但他是美學大師，影響巨大，《咬文嚼字》壹文又是名文經典，力倡“謹嚴”，容易使讀者尤其是中學生，認為朱先生所言為唯壹正確的，因此有必要對此“推敲”再作推敲。由此我們又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壹樁公案。在1935年，朱先生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壹篇鑒賞唐詩的美學文章，摘取了唐詩人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兩句詩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還用這兩句來批評屈原、阮籍、李杜等不夠“靜穆”偉大。魯迅先生指出，這種“以割裂為美”的摘句辦法，是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壹塊繡花，經摘取者壹吹噓或者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關，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倘恍。魯迅先生還舉出陶潛的例子來，說在摘句作怪之下，壹摘引“悠然見南山”就忘記了《述酒》和《讀山海經》中陶潛金剛怒目的壹面，而“捏成他單是壹個飄飄然”，但歷來的偉大作者，沒有壹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題未定草七》，見《魯迅全集》卷六）魯迅先生當年對朱光潛先生的批評，似乎也可以移用到“推敲”這裏。
從對《咬文嚼字》壹文的探究中，至少能得到這樣壹些啟示：評價詩文的字句，尤其是品味細微精妙之處時，要從詩文的整體入手，把握其背景、思想感情和意境等；評論文學更要顧及全文，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作者所處社會的狀況，要做到知人論世，萬不可從全篇中摘壹二佳句隨意引申，而引讀者入迷途。
我們讀名家大師的作品，也要敢於提出疑問，多問幾個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的如此，也就是要“站著讀”、思考著讀，而不是壹味頂禮膜拜。這對於我們提高素質，培養創新精神是大有益處的。同時，這也是對大師們所倡導的科學、嚴謹治學精神的真正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