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現代小說：堅實而輝煌的足跡
中國現代小說的正式起步以1918年5月《新青年》雜誌第4卷第5號發表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為標誌，它是與中國現代文學同步發展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現代小說興起、發展、深化的艱辛、堅實而輝煌的腳步。
中國現代小說是在與傳統舊文學的深深“斷裂”和外國文學的猛烈“碰撞”中誕生的。因此，中國現代小說的出現不僅僅體現出它在文學或文體等方面的價值，更顯示出壹種文化的意義。就是說，中國現代小說的首要價值定位在順應時代發展的文化品格中。中國小說的淵源悠深，明清以來更是出現了眾多的白話小說，以全新的思想內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現形式，掀開了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嶄新的壹頁，中國現代小說自覺擔負了展示中國社會歷史進程、反映現代國人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的重任。中國現代小說雖然是全新的、獨創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的發展得益於縱橫多向的繼承與吸取。中國傳統小說的思想精華與多種藝術技法在現代小說中有壹種無形而深刻的承傳；本世紀初開始大量湧入中國的各種外國文學的理論觀點、創作思潮和藝術流派，都充分地被中國現代小說所吸取、融解和消化。最具民族個性的文化偉人魯迅在談及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說過：“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壹點醫學上的知識”。這決不是自謙，而是真實地反映壹代文化巨子廣博敏銳的胸襟與現代性的知識結構。的確，在魯迅的《狂人日記》裏，既有俄國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啟示和影響，又有自不同側面的生活原型，還有作者早年學醫的專業知識，當然其中有作者所背負的沈重歷史重壓以及力圖超越這種重壓的現代人的熾熱理想。最終又經過魯迅“雜取種種人，合成壹個”的高度典型化過程，不朽的“狂人”站在中國現代文學及現代小說的起跑線上。這種廣為接納多種素養進而構成自己的獨特價值，正是中國現代小說意識的深刻體現，
（二）現代新詩：高揚生命激情的風帆
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學雖然以文為本，以文為正宗，但卻掩隱不住詩歌創作的奇光異彩。詩的格式，詩的韻律，詩的意境，在我們這個舉世公認的詩歌王國裏幾乎已完美無加，登峰造極。面對這歷史的詩碑和詩碑的歷史，人們只能嘆為觀止矣！
然而，歷史畢竟又發展到了壹個根本性轉折的關頭。20世紀初，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向解體，社會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開始啟動。社會歷史的發展與變動要求詩歌也有新的根本性變動，並為這種變動提供了壹切新的條件。
數千年燦爛輝煌的傳統詩歌與詩歌傳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抉擇。
“五四”文學革命實績的壹個特征，即新文學作品產生了普遍強烈的轟動效應，而這壹點在現代新詩方面的體現尤為突出。雖然有白話小說、白話美文及現代話劇先後問世，甚至有魯迅的《狂人日記》為現代小說乃至整個現代文學作了開天辟地之舉，但畢竟新詩的出現與傳統詩歌的比照太鮮明，反差太懸殊了。當那些諸如“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之類的白話新詩嶄露頭角的時候，人們普遍感到疑惑：這就是新詩嗎？壹個有著悠久詩歌傳統的國度以後就按這種樣式來寫詩嗎？
“五四”終究是壹個創造的時代，而創造的時代的壹個重要標誌就是具有壹種更為寬容的文化心態。除舊更新的時代特質，容納百川的社會氛圍，終使稚嫩的現代新詩江河千裏，蔚為大觀。從“五四”時期的蹣跚學步到現代文學史階段的結束，中國現代新詩已經是名家輩出，流派眾多，形成了民族化、大眾化、現代化、多樣化的繁榮格局。
從風格流派的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新詩可大體歸為：早期寫實派、早期浪漫派、湖畔詩派、小詩派、新月詩派、象征詩派、現代詩派、中國詩歌會派、“七月”詩歌派、“九葉”即新現代詩派、晉察冀詩派等。
（三）品種繁多的散文
相對中國現代小說與詩歌波瀾起伏的發展勢頭而言，現代散文的發展較為平和沈靜，盡管也有雜文的憤激之聲，但總體來說現代散文以壹種更為厚實的步伐平穩地前行，而且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繁榮新的品種，從“五四”初期的隨感錄到蔚為大觀的雜文運動，從小品文年到報告文學的興起，現代散文在多種形式的發展變換中迎來了勃勃生機。
現代散文是與五四文學革命同步興起的，在五四時期即取得了累累碩果。以《新青年》為核心，出現了壹大批“雜感”作家，《新青年》特辟“隨感錄”專欄，使最初壹批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利用雜文的藝術形式表達思想，闡明主張，抒寫個人情懷，而在這過程中，雜文即已悄然生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等人的雜文創作，為雜文的進壹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到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動蕩的朝代和黑暗的社會，更加強烈地引發了廣大進步作家的憤激之聲，更有魯迅雜文創作的實際帶動和深刻影響，於是在30年代出現了壹個凡進步的、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甚至不同陣營、不同審美追求的作家，幾乎無人不寫雜文的壯觀景象。魯迅之外，茅盾、瞿秋白、郁達夫、老舍、葉聖陶、鄭振鐸、朱自清、許地山、豐子愷、胡風、阿英、柯靈、陶行知、周建人、林語堂等，形成了壹個龐大的雜文作家群，作家之從，作品之多，實為新文學史所罕見。特別是魯迅後期雜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蘊和憾人心魄的藝術魅力，顯示了雜文創作所達到的新的高峰。第三個十年的雜文創作更加密切地配合時代政治鬥爭，把雜文的戰鬥性推向深入。可以說，現代雜文的生長與發展是伴隨整個新文學的戰鬥步伐艱難前行的。
（四）迅猛崛起的話劇文學
相對中國現代小說、詩歌和散文而言，話劇又更顯得獨特。在中國的傳統文學樣式中本沒有話劇這種形式，它是20世紀初葉才從國外傳入我國的“舶來品”。盡管話劇在我國發展的歷史並不長，但它發展的勢頭卻很迅猛，在短短的數十年內出現了壹大批風格獨特、聞名於中外文壇的優秀話劇作家作品。話劇這種外來的文學品種，在中國的藝術舞臺上紮下了根。
五四時期，話劇作為“舶來品”只是處在探索階段。1907年成立的春柳社是最早的現代話劇團體。歐陽予倩、洪深、田漢、胡適等人開始了最初的話劇嘗試。最早公開發表的話劇劇本是胡適1919年3月刊在《新青年》上的《終身大事》。隨後出現了田漢早期劇作《咖啡店之壹夜》、《獲虎之夜》，洪深早期劇作《趙閻王》，丁西林早期劇作《壹只馬蜂》、《壓迫》、《三塊錢國幣》，等等。這些早期的嘗試對外國話劇形式吸取較多，雖然反映了壹定的社會現實生活，但藝術上還較生硬，未能真正使中國的讀者和觀眾全面接受。
第二個十年，話劇文學創作開始走向成熟。這尤其得力於曹遇禺的劇作。他在30年代先後創作《雷雨》、《日出》、《原野》（被合稱為“生命三部曲”），在40年代初創作了《北京人》，並把巴金的小說《家》成功地改編成話劇，他的這些劇作真正奠定了中國現代話劇發展的基礎，使話劇這壹新的文學樣式在中國紮下了根。這壹時期，洪深、田漢等人劇作也得到了長足的進展，洪深的《農村三部曲》、田漢的《名優之死》都成為這壹時期的重要劇作。中國現代劇作家也開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