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自身具足的本真純粹之物往往處於遮蔽狀態，受到偶然性、模糊性和時間流變性的支配。如何將物從常規習俗的沈重而無意義的關系中提升出來，恢復到其本質的巨大關聯之中，這是對詩人提出的壹個重要任務。在裏爾克看來，這就是“創造物”，經由創造性行為，物變形為“藝術壹物”，壹種更加內在、確定、完美的物。這種物因其擺脫了時間的逝性而獲得了壹種永恒的平靜，進入了壹個廣闊的空間。在這樣的平靜中，“壹切運動都停息下來，成了輪廓，從過去和未來的時間裏形成壹種持久不變的東西，即空間，沒有任何欲望的物的巨大安歇”。處於遮蔽中的物還只是處於生成與消逝中的物的假象，在裏爾克看來，只有“藝術-物”才真正存在，這種在創造中得以開敞的作為存在物之存在的“純粹之物”已不同於壹般的物，它由具體、個別、短暫之物上升到逃離了時間與偶然的永恒普遍之物。它寧靜安詳，既與外物絕緣，又把它的環境包含於自身，聚攏著存在的豐盈。這種源於存在的藝術，應答著存在之天命的召喚，是服從存在之要求而發生的真之事件，為人類建造了壹個歷史性棲居的世界，成為人的歷史性生存的本源。人類雖然是屬於此時此地的有限的存在者，但依然可以分有壹個超時間的存在整體的福分。這個存在整體並不存在於彼岸世界，而就在我們所置身的現實塵世之中。因而，事物與人的關系是壹種互相依存的關系，人需要事物以寄寓人的歷史性生存，物則依賴於人進人開敞的內在永恒空間。
通過自我超越而達到對自己的回歸，是回歸到存在的“本質”，即自行解蔽的真理。裏爾克的存在的統壹通過從外部對象世界返回到內心不可見的領域，而表現為內外溝通，心物溝通，彼岸和此岸溝通，是將彼岸的超驗性納入情感激動的純粹而絕對的內在性之中，使其化為無對象情感本身的壹種質。在內在感受性即靈性的化育中，肉身將不再是人們抵達外在的障礙和極限，在人最為隱秘的內在意識深處，將有壹股甜蜜的創世的味道。
在裏爾克的作品中，孤獨和寂寞壹直都深入其中，文本中不必出現“孤獨”、“寂寞”的字眼，卻足夠將人生狀態準確地表達出來。裏爾克本人壹直深信“自己是壹個古老貴族最後壹名富有藝術使命的後裔”，並常常將其入詩，在他的《兒子》、《1906年的自我寫照》、《我父親青年時期的肖像》等均有所表現，就連小說《馬爾特手記》中的主角，也是壹位丹麥貴族家庭的年輕無名的詩人，不得不承認其中帶有裏爾克影子。裏爾克堅守屬於自己的孤獨，並帶領讀者認知孤獨，欣然接受孤獨，正確認識孤獨存在的價值，並為己所用。 裏爾克指出基督教的上帝與上帝、神是不同的。神是總稱，雖然在創作中，裏爾克壹向強調“體驗”，然而，在信件中也有過對神的肯定，在論及藝術時，也認可了神是最貼近作家的人。只是在涉及基督教的時候，態度就有所不同了，盡管裏爾克寫過眾多關於宗教的作品，比如《上帝的故事》、《基督幻想》、《定時祈禱文》、《瑪利亞生平》以及《杜伊諾哀歌》。然而，裏爾克壹直是將基督教的上帝和眾神分離開來的。
裏爾克的大部分作品與“上帝”、宗教有著不解之緣，在其作品中，有對神的畏懼，也有敬愛，更有對神的不屑。不論這種的情緒是怎樣的，只能說這都是人的“瞬時性”、“易逝性”在時間無效的“存在”面前的反思和矛盾。
在寫作的過程中，裏爾克認為“要脫開那些普遍的題材，而歸依於妳自己日常生活呈現給妳的事物；妳描寫妳的悲哀與願望，流逝的思想與對於某壹種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靜、謙虛的真誠描繪這壹切，用妳周圍的食物、夢中的圖影、回憶中的對象表現自己。”這就是說藝術無處不在，無壹事壹物不能入文，但是要秉持著壹顆真誠的心來體驗這壹切，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貧乏的事物，只有貧乏的感受力和觀察力。如果說，以上內容說明，藝術要表達的對象是我們周圍的事物—與我們之外的，同樣的道理，我們自身的經歷也可以成為藝術表達的對象，裏爾克就曾經說過：“藝術必須分享我們小小的經歷和願望，不可以遠離我們的快樂和節日：而這只有當我們對它的外在形式不再陌生，在家裏不再把它當客人，而對它無比親切和坦率時才有可能。”用坦誠的心，去面對自己經歷的壹切，我們的喜怒哀樂和走過的道路皆可以用藝術的形式呈現出來。除去作為表象的生活—人們的感受和激勵，周圍的事件和景致，藝術還與時代息息相關，他就說過：“為了創立壹件藝術品，即：反映更深沈的生命、反映超越現今而適於任何時代經歷的圖畫，有必要使這兩種聲音，壹是相關時辰的聲音，壹是這時辰當中壹群人的聲音，達成恰當的比例，達到平衡。”因而，藝術的對象除了包括自己的感受，還應該有時代的聲音，群眾的呼聲，這樣，作品反而更能夠超越壹個年代的限制，使它走向永恒和精純。藝術作品還是哲學思考的好場所，“對於裏爾克來說，詩歌體現了死亡和生命互為壹體的真實性。”他在眾多的作品中，探討了生與死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對神的思索也成為其藝術的源頭之壹。 裏爾克詩歌中，能指與所指的分裂，加之後現代主義者追求的意義符號的無限扮演，不確立某種閱讀方式的優越性，使得裏爾克詩歌有了豐富的意義生成的可能性，他的詩歌中也就有了體現後現代特點的可能性。換言之，裏爾克詩歌的後現代意義生成的可能性來自於其詩歌本身在語言上的特點及後現代的閱讀方式。裏爾克詩歌中的語言所體現出來的那些對於主體中心地位的撼動，對於構築這個世界的各種概念的語言所進行的反叛，使得他的詩歌在語言上有了後現代主義的風尚，語言的邏輯不再是壹以貫之的連貫性、有序性，而是出現了跳躍性、片段性、反邏各斯。他的語言觀本身就具有了前瞻性，並且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通過“沈默”的言語方式，對西方傳統的語言觀念進行了挑戰，從而有了後現代主義的特點。
對於語言態度、言語方式上的前瞻性，使得他在語言觀上有了同後現代主義者壹樣的思考，更早地註意到了能指的滑動、能指與所指的分離、“言不盡意”等問題。而在其代表性詩作《嚴重的時刻》中，主體性概念的嫁接，使得文本在意義上出現了主體性消解的內涵，主客體位置的顛倒，主休性意義的喪失，表現出了人作為主體的式微。同時在荒誕概念之下，詩歌中，主體的身份所表現出來的荒誕，是詩人對於人生無意義的壹種體悟，是詩人對主體中心地位的鞭策、對人所具有的主體性的質疑，同時更是詩人對於最初的異化時代的體驗。而解構之後所表現出來的這些特點符合了後現代主義中反主客二元論的特征，取消了主體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