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詩歌的政治性較強,貞觀社會積極、健康的政治情況,反映在詩歌中的是貞觀君臣建功立業、勵精圖治、雍容自信的向上的精神風貌。貞觀詩歌與壹味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詩歌是有區別的,它確實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朝臣們在作品中贊美大壹統的盛世及其欣欣向榮的社會氣象,這些是梁陳的宮體詩所沒有的。
貞觀詩風的新變，由剛健質樸趨向表現技巧的貴族化和宮廷化。
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壹開始多述懷言誌或詠史之作，剛健質樸；而貞觀詩風的新變，則起於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但兩者之前合而未融。楊師道和李百藥是具有貞剛氣質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詩善於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後來成為唐太宗的宮庭詩人，把詩作為唱和應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技巧，風格趣味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貞觀時期所編應制詠物所用的類書《北堂書抄》 、《文思博要》、《藝文類聚》。
虞世南等人所編，宮廷詩人的作詩工具。
在南、北朝文學由對立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初唐的貞觀時期是壹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主掌貞觀詩壇的, 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及其身邊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關隴士人為主，入唐後多為史臣。他們的文學主張，受儒家崇古尚質的詩教說影響較大， 對南朝齊、梁文風持批判態度，但沒有因此而否定詩的聲辭之美，從而為唐詩在藝術上的發展和新變留下了餘地。魏征《隋書 ·文學傳序》說：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這種對南、北文學不同藝術物色的清醒認識，和“各去所短，合其兩長”的文學主張的提出，是貞觀時期唐太宗及其史臣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形成的對文學發展方向的壹種***識。所謂“貴於清綺”是對追求聲律辭藻的南朝詩風的概括，偏重於詩的聲辭之美而言，宜於詠歌是其所長，緣情綺靡而流於輕艷纖弱則為其所短。“重乎氣質”指北朝詩歌特有的真摯樸厚的情感力量和氣勢，貞剛壯大是其所長，而表現形式的簡古質樸或理勝其詞，則是壹種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學的聲辭之美，來表現新朝的恢宏氣象和剛健開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詩人面臨的課題，也是南、北詩風融合的關鍵。
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壹開始多述懷言誌或詠史之作，剛健質樸；而貞觀詩風的新變，則起於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在太宗的詩裏，常常壯大懷抱與華采並存，如作於貞觀四年（630）的《經破薛舉戰地》詩，言“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誌與秋霜潔”。氣格剛健豪邁。但詩中“浪霞穿水凈，峰霧抱蓮昏”壹聯，帶著六朝雕琢辭采的痕跡，與全詩的氣格頗不協調。他的壹些詩，如《采芙蓉》、《詠雨》、《詠雪》等，則完全是南朝風調。楊師道和李百藥是具有貞剛氣質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詩善於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楊師道的《隴頭水》、《奉和聖制春日望海》，李百藥的《詠蟬》，都是寫得較為成功的作品。但他們後來成為唐太宗器重的宮廷詩人，把詩作為唱和應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技巧，多奉和應制之作，盡管在聲律辭藻的運用方面日趨精妙，但在風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貞觀詩風的宮廷化傾向，與受南朝文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太宗李世民是個愛好文藝的君主，現存的太宗詩裏，感時應景、吟詠風月的多達五十餘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人所編的《北堂書鈔》、《文思博要》和《藝文類聚》等類書，成為宮廷詩人的作詩工具，以便於應制詠物時摭拾辭藻和事典，把詩寫得華美典雅。這原為南朝文士作詩的積習，在虞世南和許敬宗等人的創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許敬宗的詩，對仗雖工而流於雕琢，文采雖麗而無生氣，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在貞觀詩壇的後期，介於貞觀、龍朔之間，出現了壹位重要詩人上官儀，形成壹種詩風“上官體”。
上官儀（608？～644），陜州（今河南陜縣）人。貞觀初進士及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臺侍郎，地位很高，名噪壹時。
上官儀在貞觀年間所作的應制詩，就以屬對工切和寫景清麗婉轉而顯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應制》中的“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壹聯，即體現出詩人的傑出寫景技巧和善於營構明秀靈動的詩境的能力。再如《奉和山夜臨秋》：
殿帳清炎氣，輦道含秋陰。淒風移漢築，流水入虞琴。雲飛送斷雁，月上凈疏林。滴瀝露枝響，空蒙煙壑深。
此詩雖為奉和之作，但詩人有意擺脫從類書掇拾辭藻的陳規舊習，註重對景物的細致體察，自鑄新詞以狀物色。通過物色的動態變化，寫出情思的婉轉，從而構成情隱於內而秀發於外的詩境。這種筆法精細而秀逸渾成的詩作，把五言詩的體物寫景技巧大大地推進了壹步，成為人們模仿取法的壹種新的詩體。《舊唐書》本傳說：上官儀“工五言，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