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美”與“恨”的悖論之爭
《長恨歌》雖歷時千載，但依然膾炙人口。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就自誇道：“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此增價”，而“壹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不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讀者的心聲。然而，《長恨歌》之“長恨”究竟為何？
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歷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觀點大致可分為如下幾派：
（壹）愛情主題說
不可否認，在唐代《長恨歌》之所以受大眾喜愛，與其對李楊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纏綿悱惻的描寫是分不開的。他們的愛情“猶如壹曲生死之戀”，“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述” 。可以說，這部作品對李楊事跡的剪裁，模糊了唐明皇與楊貴妃皇帝與妃子的關系，將其描繪成天上人間生死相隨的戀人。這樣的愛情不僅契合唐人浪漫的審美心態，是當時民眾所渴望的經典愛情，宣揚真正的愛情，而且飽含了對李楊的同情，揭示了其愛情悲劇結局的必然性。白居易將《長恨歌》歸入感傷詩而非諷喻詩 ，也表明了他對這首長詩的宗旨定位。他是在“借興亡之事，說兒女之情”。
（二）諷喻主題說
唐代詩人喜歡拿李楊二人的故事作為諷喻的對象。如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描寫李楊二人糜浮的生活以及當時百姓水深火熱的處境：“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二句，深刻揭露了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朽與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預示著安史之亂的必然發生。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認為，《長恨歌》的創作目的，是為了把歷史經驗教訓用動人的詩歌形式表現出來，激起中唐歷經安史之亂後人心思戀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緒，告誡後人尤其是最高統治者應以此為戒，避免重蹈覆轍。 陳鴻在《長恨歌傳》中也說“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
（三）雙重主題說
詩的前半部分字字珠璣，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漢皇重色思傾國”起至“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姐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極明顯，視為長恨之因；後半部分又用充滿同情的筆觸寫李楊的生死別離和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由批判轉為對他們堅貞專壹的愛情的歌頌。然而在歌頌與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正是唐明皇的重色輕國造成的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但詩的客觀效果則是同情遠遠超越了諷刺，讀者往往被其“風情”所吸引，而忘卻了“戒鑒”。
（四）其它觀點
以俞平伯（《〈長恨歌〉及〈長恨歌傳〉傳疑》）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長恨歌》記錄了壹件“世所不聞”的“隱事”，即兵變中楊貴妃用偷梁換柱之計易服潛逃，然後出家為尼。但此說多屬想象與臆測，缺乏文獻支持，被認為是對《長恨歌》的歪解，影響力不大。另外還有壹些人認為《長恨歌》是假借李楊的故事，表達對自己不幸愛情的感傷。他們考證，白居易年輕時有壹個青梅竹馬的戀人湘靈，歷經磨難最終悲劇收場。因此認為《長恨歌》中的李楊是白居易根據自己的遭遇改造而成的意象，表達的是自己與湘靈長相思的綿綿之恨，也表達對不得已的現實無可奈何的隱痛。
無論哪種觀點，都建立在壹定考證與分析的基礎上，孰優孰劣實在無法妄下斷言。從審美角度來講，這些觀點都對作品之“美”作了不同角度的闡述，“把詩歌意象作為壹種心物交感互滲的審美產物這壹觀點是較普遍認可的”。 也就是說，歸根結底《長恨歌》是圍繞著“恨”與“美”的意象展開的敘事與抒情長詩，因此有其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皎然《詩式》卷首雲：“夫詩者，眾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於聖……”說明詩歌是詩人心智活動的產物。 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詩人作詩，首先是主觀情感的宣泄，諷喻也好，感傷也罷，皆出於心。用白居易自己的話來說“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與元九書》）。
二、“美”的事物隱喻“恨”的滋生
《長恨歌》之所以出類拔萃地脫穎而出，廣泛地流傳開來，並且名垂青史，我認為從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它對“美”的解構與精心的重組，而這些恰恰又符合了世界公認的悲劇定義 。
（壹）“美”的追求——“恨”的鋪墊
生命美學認為，審美活動是生命的最高最自由的生存方式，它關系到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對審美活動之謎的解開將有助於解釋生命活動本身的意義和走向。
詩歌壹開始，就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的字句，不管所指是否有“好色誤國”的隱喻，恰恰體現了唐明皇對“美”的追求的本能。如果唐明皇不是皇帝而是平民，我們很輕易就能理解其“愛美之心”，那麽為什麽我們不能理解唐明皇作為皇帝的本能需求呢？難道皇帝非得正襟危坐、遠離紅塵才算明君嗎？貫穿全文來看白居易對唐明皇的性格塑造，已排斥了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頭上加的半神理想化的光圈，而使之成為壹種更人性化的理想，壹種包含了城市居民願望的、與普通人壹樣有七情六欲的人情味十足的皇帝形象。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才完成了對其更立體化、更趨完美的形象塑造。“因為唐玄宗所代表的，乃是壹個給大唐黎庶帶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生平殷富之世，……唐人對玄宗的深切同情，蘊含著他們自己理想中的盛極壹時的開天盛世的如夢依戀” 。唐明皇的這種人性的形象濃縮表現在開篇兩句表現其對“美”執著追求的詩句裏——美是理想的、終極的，它鼓勵我們不斷追求，審美理想中凝聚著人類的至善和完滿 。
無需對這種眾人都心照不宣的追求多加修飾，“美”馬上就出現了：“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關於這句話，史學家認為不符合歷史。趙與時《賓退錄》卷九中言：“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未詳矣，殊不為君諱。然太真本壽王妃，白雲‘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新唐書?6?1楊貴妃傳》中也有記載：“楊氏，幼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白居易之所以不記載楊貴妃原為壽王妃的歷史醜聞，興許是想排除“美”中的醜惡因素，“不因為甚惡而抹煞甚美” ，讓“美”的出現顯得超凡脫俗，更能引發讀者對楊貴妃產生憐愛之心。因此單從這壹句我們都不難看出，《長恨歌》絕非單純的諷喻詩，白居易將其列入“感傷詩”就能理解了。況且楊貴妃在出場之前如同影子壹樣存在的描寫手法，具有深不可測的“深閨性”，並且“這壹深閨性越強，魅力就越大” ，為悲劇的發生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這些對於“美”的追求，不僅是“恨”的背景，還在無意中播撒“恨”的種子，以“美”作為肥料，“恨”漸漸滋長了……
（二）“美”的實現——“恨”的疊起
從“回眸壹笑百媚生”到“今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用了大量筆墨著力描繪楊的美貌與李楊二人形影不離的愛情生活。楊貴妃進宮後不僅自己“新承恩澤”，“三千寵愛在壹身”，使得“從此君王不早朝”，而且“姐妹弟兄皆列土”，使得“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觀念傳遍長安的每個角落，且深入人心。《長恨歌傳》中也說：“故當時歌詠有雲：‘生女勿悲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這些都是從各個角度襯托楊貴妃之美。作者從楊貴妃傾城的美貌寫到李楊二人***賞的良辰美景，語句華美濃麗中又不失流暢平易，用詩歌的音韻美勾勒出這段人間愛情的意境之美好，卻也為下文的悲劇埋下了伏筆。大概應驗了作者自己所賦的詩句：“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太過完美的事情，往往有最大的疏漏。
然而這樣的“好物”卻不是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上陽白發人》中的“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壹生遂向空房宿。” 明顯刻畫的是壹個善妒的楊貴妃的形象，其他還有曹鄴《梅妃傳》和杜甫《麗人行》中楊貴妃與梅妃勾心鬥角為爭寵的故事，這些都與《長恨歌》中楊貴妃“侍兒扶起嬌無力”的形象不符。中國古代就有把妒視作醜行之壹的說法，辛棄疾《摸魚兒》“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禮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不僅在中國，“妒”在其他文化中也都作為“美”的對立面而存在。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尤其將妒女置於最醜陋、最下等的“品”。 然而《長恨歌》中的楊貴妃卻與這些醜陋行徑無緣，以優雅動人的《霓裳羽衣》舞展現其驚世之美，頗有儒家經典詩樂舞統壹的審美情趣。
白居易有意識地對歷史事實進行篩選、剪裁與改造，剔除不利於表現李楊愛情的情節，選取最能表現愛情真摯感人的情節，淡化客觀做出適當的藝術處理，使歷史上具有嚴重爭議的李楊愛情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頌的基礎。可見此詩情在理先，“美”在聲先，壹切盡在不言之中。
楊貴妃的“美婦”形象越是完美，給“恨”的生長提供了越多的有利條件，終於“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壹聲如裂帛” ，“恨”在“美”的極致中爆發了，而“美”也隨之支離破碎。
三、毀滅的美麗、永恒的情恨
歷史上的安史之亂，或許可以認為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而《長恨歌》的道德主題並不體現在直接的政治批評中。受儒家思想觀的影響，白居易從更壹般的意義上來闡釋人們的倫理關系和社會行為，將感情主題與歷史、道德主題交織在壹起，謳歌女性“美”的描寫也對封建男子為中心的道德規範和文學軌跡造成了沖擊。
（壹）“美”的毀滅——“恨”的頂峰
白居易沒有渲染“六軍不發”的群情激奮，沒有揮毫安史之亂的戰爭場面，也沒有數落楊貴妃“紅顏誤國”的罪行，而是對作為政治替罪羊的楊貴妃的命運給予了深切的同情。這些可以從白居易寫楊貴妃之死用側面描寫的方法中看出：“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維護了楊貴妃的形象美與尊嚴美。楊貴妃的死變得宛如鮮花飄零，自然樸實地褪去了往日的風采，留下美麗的余韻，流芳百世。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毀滅”使意境達到了“美”的極致。
對於楊貴妃的死，唐明皇是無可奈何的。悲劇的制造者最終成為悲劇的主人公，不禁令人遺憾。作為帝王，唯有忍痛割愛、“安撫三軍”，與其說此詩是在諷諫君王勿好色誤國，不如說是暴露了封建統治的弊端——所有的重擔都由帝王壹人挑起，抹煞了君王的人倫性。壹世英雄卻救不了自己心愛的女子，安坐王位、呼風喚雨卻無法挽回從身邊逝去的幸福和美好，必須忍受“死別之恨”，這種哀痛有多少尋常百姓可以承受，的確堪稱“恨”的頂峰。
然而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而是轉入融情於景的階段。入川途中的黃埃、雲棧、峨嵋、旌旗、日暮等殘景烘托出唐明皇苦澀的心情；蜀江的綠、蜀山的青映照出唐明皇的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更是加重了唐明皇肝腸寸斷的傷心之情。“敘事狀物求實而又不拘泥於實，在流麗的描繪中寓有情味” 。的確，在前篇描寫兩人愛情生活的場景後續寫唐明皇形單影只的孤寂，景物同，心情卻迥然相異，讓人不禁慨嘆“物是人非”的變遷之迅疾。
“美”已在現實變故中付之壹炬，留下的是無盡的追憶與痛苦，這與叔本華對悲劇的定義同出壹轍。 “人總是為滿足於現實而指向超越和理想，總在九死不悔地超越有限追求無限，這就形成了悲劇審美的動人魅力。”
（二）“美”的懷念——“恨”的延續
然而只有“毀滅”還只是膚淺的痛，“痛定思痛”，“恨”的延續將“美”與“恨”在滔滔歷史長河裏達到完美的統壹。
《長恨歌》通過方士尋覓楊貴妃的經過及二人的相思誓言所表現的天地人世靈界都不能阻隔的愛情，傳達了時代的文化氣息，富有崇高的審美情味。“在白歌陳傳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於人世，而不及於靈界，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系，似以長恨歌及傳為創始，此故事既不限於現實人世，遂更延長優美” 。楊貴妃將鈿合金釵交給唐明皇的這壹情節描述，不僅帶有神話性，讓故事到達人間靈界相通的意境，而且通過這壹信物寄予深情，懇求“天上人間會相見”，來應驗當初的誓言。由此看出，“恨”並非“恨”諾言無法兌現，而是“恨”這壹深情無法在生前表達完全，“美”消逝得太過迅速。“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是在懷念“美”之余延續的“恨”的最好寫照，此時越是孤寂、哀傷，越體現出懷念之切。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預示著愛情的永恒超越輪回的鬥轉，這與前文提及的“從現實指向理想與超越”所指相類。的確，此綿綿之恨突破了空間時間的限制，甚至超越了傷感與哀思，成為“天長地久”的相思，實在可謂感天動地的意外結局。這結局既是“恨”的無窮延續，也是對“美”贊美的開端。
既然楊貴妃的形象無法塑造成如《陌上桑》中秦羅敷那樣以聰敏智慧戰勝淩辱的民間美女，那就讓她搖身壹變，成為蓬萊仙女，壹來免去了她應負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責任，二來增強了詩的審美情趣，使之在“恨”的延續中脫離陳腐的審美觀念，得到升華。
長久以來，國人對女性的贊美受到封建倫理觀的束縛，被禁欲說教所抑制，被“紅顏禍水”的歷史觀所阻滯。白居易在壹個將這種種觀念集於壹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文字能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使女性美獲得了最完美的展現：用多變的語言從多角度展現她的外貌美，用流轉的音韻從側面描寫她的毀滅美，用民間傳說的情節贊頌她的永恒美，這些對美的描繪，使之與悲劇化、崇高化的主題構成適當的張力。作者把楊貴妃由故事主人公轉化為抒情詩的第壹主人公，把她的鏡頭層層推近，再逐步拉遠，順利地引出綿長之恨得起因，讓敘述者站在人物的角度或立場上，引導讀者體味敘事者的愛憎並行不悖、抒情者的情緒波動，從而達成強烈***鳴，創造出濃郁的抒情氣氛，使之更為感動人心。
回味《長恨歌》，我們仿佛能目睹長安街頭“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的熱鬧場面。在這“美”與“恨”交相輝映、互不遜色的雙重奏中，讀者的心也隨著諧和的音樂美與纏綿的意境美在這綿綿長恨中隨波沈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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