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我國新文壇的慧星，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革命文學的先驅者，最傑出的作家和詩人之壹。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篇進入我國新詩壇，歌頌人民革命，歌頌時代風雷，開壹代詩風，成為新詩運動的奠基人;同時從‘五四’時期開始，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擂著革命的戰鼓，和著人民革命的步伐前進。在他戰鬥的壹生中，經歷了長達六十年的光輝的創作生涯和戰鬥歷程，其著作是多方面的，非常宏富的，是挖掘不盡的寶藏;他遺留下來的豐富的詩歌創作，更是我國現代詩歌的瑰寶。如果說，魯迅對革命文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那麽，郭沫若卻有著極其廣泛的影響。他是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壹面光輝的旗幟。”(第369頁)“……郭沫若對創造社的成立，可以說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從此開始，他奇峰突起，以壹個傑出的詩人、作家、文學活動家和文化革命家的姿態活躍於我國新文壇上。”(第377頁)
郭沫若的詩集《女神》，書中是這樣評價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壹部詩集，也是‘五四’時期壹本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詩集。盡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經有新詩集出現，但真正以嶄新的內容和形式，為我國現代詩歌開壹代詩風，除《女神》外，在當時卻還沒有第二部，它猶如響徹長空的驚雷，震動了當時的詩歌界和文藝界。郭沫若雖然不是我國第壹個發表新詩的人，但他卻是我國第壹個可以稱得起偉大的新詩人;《女神》雖然不是我國第壹部新詩集，但它卻是嶄新的、最有成就的我國第壹部詩集。如果說，魯迅是以他的戰鬥的《吶喊》奠定了我國現代小說的基礎，那麽，郭沫若就以他的反抗的、創造的《女神》開辟了我國現代詩歌的天地。”(第390頁)“《女神》是‘五四’時代精神的號角，人民革命的風雷頌。它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的方面極為廣闊，思想性亦極為強烈。它所表現的那種毀壞壹切、創造壹切的狂飆突進精神，正是‘五四’時代精神的反映。”(第396頁)“《女神》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以富有感染力的激情與藝術形象，強烈的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這種革命精神，表現了他們對於祖國新生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對於新生事物和光明前景的贊頌和追求，對於人民革命力量的必勝信念。”(第397頁)“《女神》是民族解放運動要求的產物，個人、人民大眾、民族解放，三位壹體。總之《女神》中的新的思想、新的題材、新的形式，給‘五四’新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至今仍然閃耀著不滅的戰鬥光輝。”(第438頁)“《女神》是‘五四’時代繼《常試集》之後最成功的影響最大的壹部詩集，它在當時的青年中影響極為深刻，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在現代詩歌史上，是壹座輝煌的裏程碑和紀念碑。”(第439頁)
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合著了《我國現代詩歌史論》，其中第三章“五四精神的燦爛光華”著重評價了郭沫若及其代表詩集《女神》。
郭沫若的“壹生博學多才，在詩歌、小說、戲劇、歷史、考古、文學理論及社會理論等等領域都成就斐然，為人們留下無數珍寶。”(第81頁)“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新詩，作為新文學運動的旗手，旗開得勝，春花驟綻;無數新詩詩人如群星麗天，爭放異彩。但是，最集中最生動最鮮明反映著五四時代精神的，則當屬郭沫若以《鳳凰涅槃》為代表的《女神》諸詩，以及稍後蔣光慈的《新夢》諸詩。特別是《女神》，與魯迅的《吶喊》並耀，堪稱詩壇的《吶喊》。郭沫若異軍突起，以獨特的題材，獨特的主題，獨特的風格，使《女神》開拓了五四‘浪漫主義’詩風，豎起新詩史的首座豐碑，從而確立了他在新詩歷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與魯迅同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新文壇的雙星。”(第81頁)
對於郭沫若的創作精神，本書有獨到的見解：“顯然，沿用舊有的創作精神概念已很難涵蓋這種新的創作精神：仍稱之為‘浪漫主義’，恐怕要掩蓋其鮮明的時代色彩;仍稱之為‘現代主義’，則嫌與西方諸現代派混同。如果我們以上分析有壹定道理，為強調其我國的、現代的、五四的格調，莫如稱之為‘五四先鋒派’。……在我國新詩史上，帶著自覺而強烈的生命的意識，創造‘生命的文學’，塑造出吶喊的呼號，沖擊舊世界，渴望光明，自我裂變和更新著抒情主體形象，《女神》是‘先鋒’。在我國新詩史上，廣采中外詩學精華，推出傑出的自由詩體，創立與正在風靡的‘小詩’相對的‘雄渾的大詩’，同時努力倡導詩歌抒情本職，系統提出‘抒情壹表現’論詩歌觀，郭沫若是‘先鋒’。在我國新詩史上，立足我國詩學優秀傳統，接納西方現代詩潮精髓，融於五四反叛與創造的時代精神，形成獨具壹格的‘五四先鋒派’藝術精神和創作方法，郭沫若及其《女神》是‘先鋒’。以這樣的新詩傑作和新詩理論崛起於初興的現代我國詩壇，樹起堅實而豐盈的裏程碑，郭沫若從哪方面講都堪稱‘先鋒詩人’。他勇於開闊、善於創新的‘先鋒’精神澤被後繼者，深淵而廣泛。他的詩作和理論，作為新詩的歷史珍寶，永遠值得珍惜、研究並發揚光大。”
朱光燦的《我國現代詩歌史》，對於郭沫若除《女神》的其他詩集也給予了壹定的關註。“《星空》、《瓶》、《前茅》、《恢復》和詩人本時期所寫的舊體詩等的藝術特色，主要是積極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和藝術表現方法。”(第178頁)
“《戰聲集》是抗戰初期詩歌創作的壹個珍品，是詩人繼《恢復》之後的壹部著名詩集。它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主要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以英雄的基調與豪放的風格，表現了我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決心和必勝的堅強信念。但是，《戰聲集》也有不足之處，如有的詩篇詩味不多，存在概念化的瑕疵。”(第187—188頁)
“——詩人郭沫若在解放前，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創造的大量的舊體詩詞，更值得重視、學習與研究。……這些舊體詩的思想力量和藝術美麗，與《戰聲集》和《蜩螗集》互為表裏，基調相同。有人曾說：‘當郭沫若回歸祖國重返詩壇時，他詩歌的主要成就已經不再是白話詩，而是舊體詩了。’此說清楚地說明了詩人在舊體詩詞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極為豐碩。”(第192頁)
王瑤《我國新文學史稿》，是壹部對我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其中，王瑤先生對於《女神》的評價是：“在五四新詩發展中間，郭沫若的詩歌創作猶如異軍突起。他在1921年8月出版了詩集《女神》。這是‘五四’以來第壹部具有獨立特色、影響極為深廣的新詩集，在我國現代詩歌創作中，《女神》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開創性的徹底的革新精神，為以後詩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76頁)“《女神》是‘五四’革命高潮的時代精神所激發的產物。……更重要的是說明《女神》的內容和精神對於‘五四’時期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我國青年來說，具有極廣泛的代表性;這些詩把他們的希望和意願用壹種高昂的激情和雄壯的旋律充沛地表現出來了。這種英雄的基調，正是與‘五四‘反帝反封建運動極為合拍的對祖國的熱愛，以及歌頌判逆反抗和自由創造的精神。”(第76頁)“《女神》”所表現的這種革命的情緒和特色是很鮮明的。“(第77頁)”《女神》中對祖國的愛戀的感情表現得很深厚，這種愛國的感情又是同反抗和創造的精神密切結合的。“(第77頁)“個性解放是‘五四’時期的壹個進步的社會思潮，具有反對封建傳統和禮教的束縛的戰鬥意義。《女神》中許多詩篇唱出了這種精神的贊歌。”(第77—78頁)
書中也談到了此詩集的壹些缺點與不足：“《女神》中有大量歌頌自然的詩篇。這些作品除了寄托詩人渴望自由與解放的情懷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泛神論的影響。……這種泛神論思想對郭沫若初期創作的影響是積極的。它幫助了詩人樹立追求自由解放的信念，灌溉了他熱烈的生活意誌，而且還促使他寫下了不少優美動人的描寫自然景物的詩篇。這些詩篇至今仍然給人以美感的藝術享受。當然，少數詩篇把自然寫得過於理想化了，把生活牧歌化了，掩蓋了社會中的矛盾和鬥爭，如《晚步》、《黃浦江口》等，這不能不說是泛神論也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壹些消極的影響。”(第79頁)“他的詩充滿了豐富的想象，熱烈的感情和雄偉的氣魄。這些構成了《女神》許多詩篇的主要風格特色。《女神》這種特色反映了‘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能給人以壹種暴風雨式的沖擊和鼓動;但往往直抒胸臆，壹覽無余，不能夠引起人們更深刻的回味。”(第80頁)“《女神》所表現的那種突破壹些束縛的時代精神和它所具有的奔放的風格，自然使作者采用了表現力較強的自由詩的形式。……《女神》雖然存在壹些過分歐化的毛病，但它在吸收中外詩歌的長處，創造民族的自由詩新形式方面，確實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開辟了詩歌創作的壹個新領域。“(第80頁)
對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作者評價為：“(然而)真正善於運用歷史題材而且獲得了成功的作家，是郭沫若。”(第130頁)“郭氏在歷史劇的寫作上，抗戰時期有更多的力作和更高的成就;就初期這些作品說起來，雖然在結構或表現上還不像後來那麽完美，但雄壯的氣魄和時代的呼聲是充滿在作品中間的。這不只是戲劇，而且更是熱誠壯烈的反封建反強權的宣言。”(第133頁)
劉綬松的《我國新文學史初稿》壹書主要肯定了郭沫若以詩人的身份對我國文學史作出的貢獻。
“本時期的詩歌，我們應當首先提起新詩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來。郭沫若(1892——1978)在文學創作上，致力的方面是很廣的，但他的作品，無論小說或戲劇，全部洋溢著強烈的詩的情趣;我們可以這樣說，郭沫若主要地是以壹個詩人的身份出現在我國現代文學史的歷史上的。如果說魯迅是以他的深入刻畫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奠定了現代我國小說的堅實基礎，那麽，郭沫若就以他的熱烈的、反抗的、充滿浪漫主義激情和理想的詩歌開辟了現代我國的詩歌的廣闊天地。他雖然不是我國第壹個寫新詩的人，但他卻是我國第壹個新詩人。他的《女神》帶著我國詩歌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情感、想象和色彩，第壹個歌唱了我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憤怒和反抗。”(第52—53頁)“《女神》的出現，顯示了詩人無比豐富的創作才能，確立了他作為詩人的不朽的地位”(第53頁)“郭沫若主要地是壹個詩人，而且是壹個抒情的詩人。他在小說創造上的成就遠遠趕不上他的詩歌。他的小說只能算是壹種介乎抒情散文與小說之間的東西。”(第162頁)
唐弢主編的《我國現代文學史》也是壹部影響巨大的文學史著作，它這樣描述：
“1921年詩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氣勢奔放，格調峻新，突出地表現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女神》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我國新詩開辟了壹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第136頁)
“1921年7月創造社組成，郭沫若是它的發起人和最主要的成員。這個成立稍後於文學研究會、而同樣發生了廣泛影響的文學團體，它對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巨大貢獻，與郭沫若的卓越的文學活動有著密切而不可分的關系。”(第138頁)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不僅標誌了郭沫若的文藝思想的巨大變化，而且也標誌了新文學運動在第壹個十年內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第142—143頁)
“郭沫若於1978年6月12日逝世。他不僅是現代我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學削減，他是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壹面光輝的旗幟。”(第144頁)“郭沫若不僅是壹位卓越的詩人，而且是壹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他在創作詩歌的同時，還寫了不少劇本和小說。這些作品也都貫穿著他的作為革命浪漫主義詩人的重要素質。”(第160頁)
林誌浩主編的《我國現代文學史》談到了郭沫若的詩歌和他的思想變化，此外還談到了郭沫若歷史劇的壹些創作情況。
“郭沫若的詩歌，在我國詩歌史上開壹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之作。他的思想，經歷了壹個由革命民主主義者到***產主義者，由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分子到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發展和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黨的教導，革命時間的鍛煉和不斷的思想改造，促使他逐步實現這個轉變。”(第150—151頁)
“總之，詩集《女神》是時代的戰鼓和號角，是‘五四’的時代精神在新詩領域中最高和最突出的體現。它在當時產生了深淵的社會影響。但是，《女神》時代的詩人還不是壹個***產主義者，這從上面所談到的詩歌中是可以得到說明的。詩人還看不到泛神論和個性解放的弱點，而是把它們作為思想武器來運用。這說明了郭沫若作為‘五四’時代傑出詩人在思想上所具有的時代特征和個性特征。“(第167頁)
“郭沫若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也是壹位傑出的劇作家。……郭沫若的歷史劇的壹個最重要的特點是：立足現實，古為今用。他不是復寫歷史，而是始終自覺地把它和當前的現實爭鬥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歷史人物的評價和歷史精神的發揚，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從而使它服務於革命鬥爭的戰鬥武器。”(第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