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現實主義，壹般來說是指有關作家作品同現實的關系的理論主張。現實主義可以指文藝史上的壹種流派，也可以指某壹作家進行創作時處理作品和現實關系的創作方法。現實主義的這兩個方面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而比較自覺的現實主義理論往往兼顧這兩個方面。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就是這樣，它包括：壹、對《詩經》以來作家作品同現實關系的評價，也就是有關文學史上現實主義流派的盛衰變遷；二、在有關現實主義詩歌發展史的評述基礎上，提出了現實主義詩歌的創作方法。下面介紹白氏這兩方面的理論主張，並略作評價。
壹、關於《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發展史的評述
白氏從詩歌同現實的關系出發，評述了《詩經》以來的詩歌發展史。他認為《詩經》最能完善地處理詩歌同現實的關系，認為後代詩人未能自覺地，完備地繼承《詩經》的優秀傳統。《與元九書》中認為《詩經》是儒家六經之首，是“人文”中最重要的，因為它的本質特征是“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認為《詩》的“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是詩歌創作與批評的準則，對統治者來說可以“補察時政”，對老百姓來說可以“泄導人情”。以詩歌溝通感情能夠達到“上下通而壹氣泰，憂樂合而百誌熙”的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盛世。白氏強調必須繼承《詩》的優秀傳統：“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白氏以此為標準，批評了《離騷》與漢代五言詩過於重視抒發個人恩怨，諷諭性只及《詩》的“什二三”；對六朝時的山水詩他更是持否定態度；對唐詩，他只肯定聯系現實緊密，政治思想傾向強烈的詩作，如肯定陳子昂《感遇詩》二十首、鮑照《感興詩》十五首，肯定杜甫新題樂府等部分詩作。而對唐代壹些專寫風花雪月、流連光景的詩作，尤其是對大歷十才子，他痛心疾呼“詩道崩壞。”白居易自覺地繼承和發揚《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壹再闡述了有關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二、關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論述
第壹、認為詩歌來源於現實生活，詩歌必須反映現實生活。他在《策林六十八》指出：“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詩歌表達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現實生活中的客觀事實引起的。這種觸發人們感情的客觀事實往往同國家政治的盛衰得失互相關聯。詩歌來源於現實，而又反映現實，“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從各個時代的詩歌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風氣是盛或衰，統治者的政治是得或失，人民的感情是悲或樂。白氏列舉《詩經》中的作品為例證實這種觀點。總之，白氏認為詩歌同現實的關系是緊密的，詩歌具有植根於現實與反映現實的本質特征。
第二、認為詩歌必須為改良現實政治，鞏固現存的皇權統治服務。從詩歌同現實的關系出發，白氏認為詩歌必須為現實的政治服務，白氏對這方面的觀念反復地作了闡述。《與元九書》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裏的“時”“事”即是指現實的政治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生活。提出這壹準則，所針對的是企圖超越現實政治的抒情詠物之作。白氏把他的諷諭詩看作詩諫。《與元九書》說他當諫官時，每月都要盡職進諫，企圖改良現實政治。有些“救濟人病，補裨時闕”的話語，難以在奏啟中直接陳述的，“輒詠歌之”，以呈詩代奏啟。白氏對其詩諫引起的強烈反響很自豪，如《賀雨詩》、《哭孔勘詩》、《秦中吟》、《宿紫閣村》等詩作引起權豪、握軍要者的“相目而變色”，他們攻擊白居易“沽名”、“詆訐”、“訕謗”,連親人也不理解他。然而，白氏有同氣相求的詩壇知友，如讀白詩而喜的鄧魴，讀白詩而泣的唐衢，更不用說新樂府運動中的誌同道合者了。《秦中吟》等佳作在民間也是廣泛流傳。因此，白氏堅定地反復闡述有關詩歌必須為現實政治、社會生活服務的主張，“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讀張籍古樂府》)，“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總而言之，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甚至認為勸善懲惡改善社會風氣，補察得失改良現實政治，主要依靠詩文創作，“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策林六十八》)
第三、認為詩歌同現實之間的關系，決定了詩歌的本質特征和社會功能。《與元九書》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詩歌雖然是具體的詩人或某個時代，某個地區的集體的創作，但是能引起廣大讀者的***鳴。最能打動人心的是感情。人們之間的感情交流，最初通過語言，進而通過有節奏與樂感的歌聲，進而通過凝聚的深刻含義。這種溝通人們感情的“言”，“聲”、“義”的集合體就是詩歌。白氏以果樹的生長過程比喻詩歌的創作過程，給詩的本質特征下了個定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詩歌之樹能夠生長發展，靠的是以感情為根，深深地紮於現實的土壤中。詩歌之樹破土而出萌發幼芽時，感情的表達靠的是語言。語言是詩歌最基本的要素。幼苗成長了，感情要用更完美，更復雜的方式來表達，富有節奏性和音樂感的歌聲使詩歌之樹盛開著鮮花。鮮花是美麗的，而生命力強勁的詩歌之樹並不滿足於開花；感情是動人的，而優美的詩歌並不滿足於抒情。詩歌之樹結了果實，現實主義詩作以表達詩人改良社會政治與現實生活的意願為歸宿。與此定義相關的，白氏重視詩歌的認識作用與教育作用。《策林六十八》提出詩歌主要發揮“懲勸善惡”和“補察得失”的作用。《與元九書》緊接著闡明詩歌的本質特征後指出：“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壹，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對於同現實政治關系不密切的個人之情的抒發，白氏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白氏有關《詩經》以來詩歌發展史的評述中肯定的作家作品面比較窄。原因就在於白氏有關詩歌社會功能的論述，側重於認識作用與教育作用，審美作用必須以認識、教育作用為前提。
第四、認為詩歌批評的首要標準是信實，內容重於形式。白氏從詩歌同現實的關系與社會功能出發，強調詩歌的批評標準是信實，即忠實於社會現實。《新樂府序》說：“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因此，白氏否定寫理想為主、抒情為主的浪漫主義作品，對屈原和李白的作品表示不滿甚至否定。關於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他強調以內容為主的內容與形式相統壹。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從具體作品來說，出發點是“情”，歸宿是“實”，都是指內容；在行文過程中的“言”與“聲”壹類藝術形式，都是為內容服務的。從文風來說，主張質樸與通俗，反對華麗與蘊籍，《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驗的基礎上，進壹步發展了他以前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使之體系化。從當時現實來說，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的健康發展。中唐時期，表面中興、內裏矛盾重重、政治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以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諱、夏侯審、李瑞)的脫離政治，逃避現實的不良創作傾向，影響了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從大歷初至貞元中二十余年，是唐詩發展的低潮，蜂腰階段。他們大多浮在社會上層，對安史之亂以後動蕩的現實生活和人民疾苦很少反映。許多互相酬唱和呈贈達官貴人，內容也以流連光景，吟詠山水田園居多，嚴重脫離社會生活。白氏力挽頹風，有針對性地闡發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對唐代的詩文革新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不足之處，在於片面強調詩歌同現實政治的關系，對詩歌反映現實時的形象性、多樣性與曲折性缺乏必要論述。
三、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貢獻與不足
貢獻包括歷史與現實兩個方面。從批評史上來說，標誌著古代文論中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成熟。從先秦兩漢時代起，以總結《詩經》的創作經驗及其社會作用出發，產生了重視詩歌和現實關系的理論主張。
白氏在總結前人理論成果、結合自己和同時代人創作經的認識，對寫理想為主，抒情為主的作家作品表現出狹隘與輕率，對不同風格的詩歌缺乏公正的態度，對詩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缺乏必要的認識。因此，白氏對前代和唐代壹些作家作品的評價欠公正、不全面。對他自己的除諷諭詩以外的多數作品，尤其對《琵琶行》、《長恨歌》等不朽名篇的主觀評價和這些作品的客觀影響並不壹致，“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與元九書》)。由於這些明顯的局限與不足，對白氏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與作品的評價，歷來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