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鐘嶸的《詩品》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壹起，代表了齊梁時期文學批評的最高成就。宗白華曾在《美學散步》中說：“中國藝術和文學批評的名著，謝赫的《畫品》，袁昂、瘐肩吾的《畫品》、鐘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都產生在這熱鬧的品藻人物的空氣中。” 可見，《詩品》產生的時期正是中國文學藝術理論批評空前活躍的時期。
鐘嶸在《詩品序》中談到自己品詩的來由時曾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可見“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評，因為在對人的品評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晉時期，品藻人物就開始由對人物的品評推及到自然美和藝術美的鑒賞。同時，因為齊梁時期的文藝創作也出現“準的無依”“不顯優劣”“曾無品第”的局面。鐘嶸寫作《詩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濁，掎摭利病”，顯優劣、列品第。鐘嶸的“品”可作動詞和名詞兩種方式來理解：作為動詞它為品嘗、品味之意。它是個體的感覺，與個人的具體經驗有關；又是對感覺的進壹步感覺，即是對具體經驗去進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產生的開始；它又意味著分辨或區分，在其中擇優取善從美，於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為分辨區分的結果，就是名詞意義上的“品”了。鐘嶸總體上把五言詩的詩人劃分為三品，壹品即為壹類，各類中再以風格的不同分細類，所以其理論文本的結構就是“三品論詩”。這是《詩品》體例結構的“經”。把三大類別的詩歌的文學風格總結為“國風”、“楚辭”和“小雅”，“國風”類的詩歌溫柔敦厚且富於文采變化，鐘嶸又將其分為質樸（古詩壹派）與華麗（曹植壹派）二派。“楚辭”類則註重抒發個體遭遇和個性情感的抒發，以李陵為代表。 “小雅”類將個人情感上升為哲學思考，憂患意識較突出，此派獨阮藉壹人。這是《詩品》體例結構的“緯”。
《詩品》是我國最早的壹部詩論專著，接近於純粹的文學批評。與《文心雕龍》就文章立論不同，《詩品》專就五言詩立論，鐘嶸認為五言詩“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全書分總論（詩品序）及正文兩部分。總論討論詩的本質、五言詩的歷史、品詩的標準及方法等，並提出了壹些重要的理論概念。正文以“品”為經，以風格類別為 “緯”，形成了壹個較完善的理論構架。它壹***品評了從漢至南朝***123位五言詩人（包括《古詩》的無名作者），論其優劣，定其品第。
《詩品序》中壹篇重要的詩論。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詩學觀點：
其壹、“吟詠性情”說。鐘嶸對詩歌和人的感情的關系有深刻的認識，提出：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這幾句說明詩的產生源於“氣”。“氣”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氣，它作用於外物使外物變化，作用於人使人形成神氣，作用於文則形成文氣、體氣和骨氣。創作主體感於外物的變化，內心產生情感的動蕩，於是形成了詩。所以，通過這句可以看出鐘嶸的詩歌本質觀，即它是表達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產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說明詩又可以反作於人的感情。這句話原出於《詩大序》，但《詩大序》中還有“正得失”壹句，鐘嶸刪去不用，因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見鐘嶸是特別強調詩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個性品質的。正因為鐘嶸強調了自然情性的真實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對“理過其辭”的玄言詩，反對在詩中用過多的典故。
其二、在鐘嶸的物感說中包括現實生活這壹層意義。造成詩人性情搖蕩的原因，應該是自然和社會生活***同使詩人觸動並感發。他說：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壹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這壹段充分說明了現實生活經歷對於詩人的情感沖擊會有多麽強烈，詩人的創作沖動也是在觀於外物和體驗人生的之後產生的。在人生經歷上，鐘嶸尤其強調了“怨”，這是從孔子“興觀群怨”說發展而來的，但孔子之“怨”因為與“事父” “事君”有關，含有壹定政治教化色彩，鐘嶸之“怨”，則完全是壹種個體的精神痛苦了，更具體的說，是壹種“離怨”。鐘嶸舉了屈原流放、昭君辭漢、征夫戌邊、閨婦傷別等等為例，說明這樣壹種離怨，是非得以放聲歌唱才能抒泄出來的。詩歌因而可以使“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
其三、“即目直尋”與“自然英旨”說。鐘嶸主張詩歌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提出“即目直尋”說和“自然英旨”說。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所謂“直尋”，就是從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與人世經歷）動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語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詩句中尋覓詞句。詩歌的創作來源於“物”的感召與“情”的激發。鐘嶸舉了四個詩例來說明它們並不是來自典故和經史之類的書籍，而是“直尋”所得。其實這就是主張用簡明自然的語言表達真情實意。相反，那種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書中的詞句的詩，則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鐘嶸進壹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壹理乎。
“即目直尋”和“自然英旨”說的本質是壹樣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內涵：
強調感情真摯。詩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為主的，就應該感情真摯，不能有虛假的感情表現；詩歌是抒發感情的，為了抒發真摯的感情，就應該反對掉書袋（用典故）派和聲律派，直以抒情為主，他說：“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直尋”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寫景抒情。“直尋”說是鐘嶸文學思想的核心。鐘嶸提倡詩要“直尋”，即直接抒情敘事，使後人反對形式主義詩風有了理論根據。鐘嶸直尋說揭示了詩歌創作藝術中思維的三個特征：直接性。在壹種直觀感悟中心與物直接對話，無須邏輯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於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達，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來顯現。這就使得在“直尋”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維；契合性。在直尋過程中，主客體直接對話，相融為壹體，創作主體的情性與將要表現的對象相契合，於是就可以“形諸舞詠”。
其四、“詩有三義”說。 “詩有三義”是鐘嶸對文學創作的總體要求。鐘嶸說，“故詩有三義焉：壹曰興，二曰比，三曰賦。”鐘嶸之“三義”說出自《詩大序》“六義”說，但鐘嶸的“三義”說又有它新的理論貢獻，他把傳統的賦比興排序改為興比賦，突出了“興”的地位，並擴充了興比賦的內涵。他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用現在的話說，鐘嶸的“興”，就是詩的語言要有言外之意，韻外之旨，所以它已經超出了將“興”看作壹種寫作手法的傳統觀點，從鐘嶸對“興”的新解釋後，唐代司空圖“不著壹字，盡得風流”，嚴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等都是從此處來，強調對言外之意、韻外之致的追求； “比”，就是寫景敘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誌；“賦”，就是對事物進行直接的陳述描寫，但寫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語言。並且要綜合運用這“三義”，即如他所說的，要“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才是“詩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如果僅僅用比興，會妨礙詩人對情感的抒發，妨礙體會詩歌的人對詩意的把握，而如果僅用賦體，詩作又會顯得雜亂散漫，體會詩歌的人同樣無法感受詩情。興比賦以“興”為主，比賦同用，以明朗剛健的風格和質樸有力的語言為骨幹，用美麗的辭藻加以潤色，這樣就能寫出讓聽者動心，評者壹唱三嘆的好詩。
鐘嶸強調詩歌創作必須以 “風力”為主幹，同時“潤之以丹彩”。風力與丹彩均備，才是最好的作品。這裏實質上強調的是“建安風力”，從他對“建安風力”的論述及所舉的例子看，他為 “風骨”（“風力”）樹立這樣的標準：它具有慷慨悲壯的怨憤之情、直尋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語言風格明朗簡潔、精要強健的特征。鐘嶸的風力論，為後人反對無病呻吟的柔弱詩風所標舉，成為陳子昂詩歌革新運動的理論武器之壹。
其五、“滋味”說。鐘嶸提出“詩有三義”說，認為要使詩有“滋味”，關鍵在於綜合運用好“賦、比、興”的寫作方法。怎樣綜合運用“三義”呢？“三義”中，他又將“興”放在第壹位，並使“三義”綜合運用，這就突出了詩歌的藝術思維特征。並且說：“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只有這樣，才能寫出有“滋味”的作品。“滋味”因而作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為古代文論中的基本審美範疇。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味”的本義指口腹的欲望滿足所獲得的生理快感。在先秦時期的人們已經感覺到了飲食的“味”與藝術的“味”之間的聯系。（孔子“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魏晉後文學批評中大量引入了“味”的概念。鐘嶸《詩品》認為詩歌必須有使人產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作品，才是“詩之至也”。 “滋味”成了鐘嶸用以品評詩美的標準。鐘嶸所謂的“味”有兩層含義：壹是作為動詞的品味、品嘗、引申為鑒賞，類於“品”的第壹層意義；二是作為名詞的味著，滋味，余味，引申為韻味。在“味”的過程中，品味者與品味的對象是融為壹體的，所以“味詩”也只能是主觀的，印象式的，感悟式的，它最終發展出中國的印象式文學批評。
鐘嶸是中國古代文論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論詩的文藝理論批評家。其“滋味”論也影響到司空圖、嚴羽、王土禛、王國維等人的詩歌意境理論（如司空圖、王土禛的韻味說，嚴羽的興趣說、王土禛的神韻說、王國維的境界說等）。
唐宋以後，詩話詞話成為中國古代文論中數量最多的著作，這與《詩品》的開拓不無關系，雖然確切合符詩話形式的開端是歐陽修的《六壹詩話》，鐘嶸《詩品》仍然是古代詩話的遠祖，所以它又被稱為百代詩話之祖。它所采用的直尋式的思維方式，意象式的點評方法和具有詩性精神的文論範疇，對於中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發展和成熟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