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十月革命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同時在文化領域，它使得俄國的現代主義者既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異端，也成為革命意義上的異端。俄國壹向存在著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十月革命的勝利要求每壹位俄國詩人在精神上做出選擇：選擇莫斯科還是選擇彼得堡。那些選擇了莫斯科的人順理成章地大紅大紫，那些選擇了彼得堡的人(非指選擇居住在彼得堡)則活成了"苦難的化身"(阿赫瑪托娃語)，這使得後壹類詩人的作品獲得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這種道德感召力不僅來自他們對生存所抱持的信念，也來自他們對於傳統的詩行、詩節、音步、韻式，以及修辭、語速、象征、想象等所抱持的信念。布羅茨基在評價阿赫瑪托娃時稱她不怕使用傳統形式和寫別人寫過的題材。而形式的嚴整對於曼傑施塔姆來說已經成了壹種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阿赫瑪托娃、曼傑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和後來流亡美國的布羅茨基都是古典主義者。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將東正教禱文與情欲、禁欲、犯罪和救贖混合在壹起，從對作為女性的個人內心世界的書寫轉向對於人類命運的探究和對尊嚴與創造力的維護。她的《安魂曲》和《沒有主人公的歌》與歷史的大變故和個人深重的苦難歲月相對稱。
——西川《鳥瞰世界詩歌壹千年》
這是我的土地，但並非我的國家；這是我的故園，而非我的社會。
從帕斯捷爾納克串起來的壹長串的名單，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或者阿赫瑪托娃，仿佛壹串佛珠，為了壹種有尊嚴的生活而死亡。
壹種背叛叫人民，壹種恐懼也叫人民。在強大的橡皮圖章下，個體的生死顯然是輕如鴻毛的。但是歷史的本性是忠誠，不是欺騙。在壹條血路之外，在幾個世紀之後，在罹難者或者被槍決的政治犯的墓誌銘上，總會有不朽的諍言存在。這些荒唐的話語將解救人們於苦海之下，將悖論的沼澤填平，將橫死路邊的餓殍收殮，將壹座堂而皇之的巨廈坍塌。在柏林和莫斯科淪陷的鐵絲網下面，總會有刻意保持沈默的人。他們棄置壹切篤信、屈服、死亡乃至背叛。這是無言的吶喊，讓我想到了壹句：
“別擋住我的陽光”。
我不僅是為我壹個人祈禱，
而是為了所有與我站在壹起的人們，
無論凜冽寒冬，還是七月熱浪
我撲倒在失明的紅墻下。
我愛我的俄羅斯，我愛我的血脈。我更愛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讓我們去聖彼得堡，尋找那些在苦難當中的人民。
我手頭是肇明、理然翻譯的《安魂曲》，前者我知道是著名的翻譯家，後者我就不了解了（主要是我的孤陋寡聞）。我不懂俄語，不能根據原文來解析這組詩歌，自然是遺憾的，隔山打虎，就怕出現“不知廬山真面目”的尷尬，但是，放在《安魂曲》上，這種擔心卻似乎稍顯多慮。
詩的精髓（前提是必須要有精髓，很多號稱是詩，或者盡量打扮成詩的模樣令人厭惡的句子，能有皮膚就算是不錯了）是用神經末梢來感知的，關鍵在於讀詩的人是否擁有壹顆多汁的心臟，那滴滴嗒嗒富裕出來的水分，便是人類起源、繁衍、生生不息的河流。
河流終歸都要奔向大海的，途中烈日、龜土、原始森林、鳥類、人及壹切的天地萬物均沾了它的福澤，然而無論是尼羅河、黃河、密西西比河還是涅瓦河，無壹例外的承載了文明與蠻荒，眼淚與歡笑。在這條大河奔流的路上，流放、遷徙、逃亡的路因為流放、遷徙、逃亡的人，變得金光閃爍，那種被稱作精神的物質，重鑄了空氣、塵土、水、血肉及朝聖的殿堂。
然而，精神是壹種類似於炮彈的金屬，它的發射方向性、原則性、悲劇性很強，不是高尚的靈魂把握不到這悲劇中的美，更體會不到這美中沈甸甸的分量。《安魂曲》完稿於1935—1940，可是直到1987.3月才得以在前蘇聯國內問世，其內容博大廣弘，有非常完美的藝術性和非常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性。這就是其遲到了半個世紀的緣由了，但這更是其在被不公正擱置了半個世紀後，仍舊郁郁蔥蔥，光彩照人的原因。詩人在其晚年的自傳中說道：“我在寫詩時，整個身心都沈浸在響徹著我國可歌可泣的歷史的旋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