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後期，感傷主義文學產生，楊格、格雷是感傷主義代表詩人。農民詩人彭斯則吟唱著愛情，吟唱著自由、平等、博愛。18世紀末，還出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
19世紀首先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繁榮。在19世紀頭30年裏，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是歐洲成就最高的文學，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最早的浪漫主義文學家是“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騷塞（1774~1843）。他們的詩歌厭惡資本主義文明，否定技術進步，主張倒退，妄圖用中世紀宗法制生活方式抵制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但是他們不像感傷主義者那樣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現實，他們的全部詩作的基本主題是在個人的感受中，厭惡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種種社會醜惡，向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試圖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後歸宿。
華茲華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斷然主張，文學家的使命是要在對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實反映中尋覓人類的天性，因為只有在“微賤的田園生活裏”，“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才***同處於壹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為壹的”。他的小詩《詠水仙》展現了壹幅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靜快樂的畫面，表現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尋找人性最後歸宿的情懷。他的《丁登寺》、《致布谷鳥》、《致蝴蝶》、《麻雀窩》等名篇歌頌了兒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沒有受過工業文明汙染的完美人性，顯現了他創作主題的壹個重要特征：在對大自然的肯定中來探討人的本質復歸問題。盡管華茲華斯及柯勒律治、騷塞等作家消極避世，逃避現實，但他們畢竟給處在初期物化現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復歸開出了壹劑藥方。這也是19世紀初期英國許多作家的創作主題和藝術表達的基本傾向。
第二代詩人拜倫和雪萊則把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推向了高峰。雪萊（1792~1822）與湖畔派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的創作朝氣蓬勃，就連馬克思、恩格斯都對他作過極高的評價，壹直是文學史家們公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處及作品的主題中，依然有很多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相似的東西。如對醜惡現實的不滿與反叛，就始終是激勵他創作的主要動力。不過他不像華茲華斯那樣，壹味歌頌大自然，認為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質得以回歸或實現的凈土。作為壹個戰鬥的詩人，他認為理想的實現更依賴於這個社會本身的解放。
在《麥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萊描寫了在暴君統治下，人成為“非人”的悲慘情景後，熱情洋溢地展示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圖畫。雪萊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表現出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作家們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同現實的醜惡相對比，在對現存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體現著人類復歸自由本質的努力。但是，因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相對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還遠未達到像19世紀末那樣嚴重的程度，所以，華茲華斯、雪萊等人只是感到了社會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喪失，並不知道人究竟被異化成了什麽，現實還沒有給他們提供具體的答案。他們的對策也只能是用壹個理想社會的幻影來為人的自由的復歸提供壹個不可能實現的方案。
抒情詩人濟慈和歷史小說家司各特也是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約翰·濟慈（1795~1821）在長詩《伊莎貝拉》裏，借助於中世紀的題材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在《夜鶯頌》、《秋頌》等著名詩篇中描寫大自然美景，抒發著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對大自然的感受極為敏銳細致，加之信念真誠，所以他的詩歌感染力極大。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爾思》、《昆丁·達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歷史事件，揭露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並使農民和其他被壓迫者成為小說的中心人物。他開創了歐洲歷史小說創作的先河。
19世紀30~70年代，英國工業資本主義通過壹系列社會改革法案，取代了商業金融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的地位，在經濟上、政治上取得絕對優勢。30年代初，資本主義剝削更為殘酷，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勞資矛盾已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運動發展為全國性的憲章運動。50、6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外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血腥掠奪，國內經濟呈現表面繁榮，統治階級實施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英國工人運動受到工聯主義的嚴重影響，處於低潮。
這壹時期，各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的反動思潮十分猖獗。馬爾薩斯（1766~1834）的《人口論》形成於工業革命初期，它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於人口的增長，以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19世紀中葉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就曾利用過它。他們自己又建立了壹套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學說，旨在追求無限制的利潤。在哲學領域中盛行的是以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他們雖然宣稱社會道德的依據應該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他們所謂的大多數人是指剝削階級而言，他們斷定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是利己主義，並且認為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道德是合理的。
卡萊爾（1795~1881）批評了馬爾薩斯和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揭發了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崇拜”和偽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樣建立宗教信仰，由工業資產階級那類“卓越的人物”來組織勞動，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改良主義從19世紀30、40年代以來壹直在英國流行，嚴重地影響了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
在憲章運動中產生了憲章運動文學，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在英國文學史以至世界文學史上第1次出現。
這壹時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狄更斯、薩克雷、夏洛蒂·勃朗臺和蓋斯凱爾夫人等作家，馬克思稱他們為“出色的壹派小說家”，並說他們揭示了許多“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
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的英國社會生活。他們大都經歷過憲章運動或受到這壹運動的影響。個別作家觸及當時社會中的勞資矛盾，以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勞動群眾的貧困生活，但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感傷色彩，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提出改良的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們對社會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主要題材是小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的歷史，正面人物幾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業者、小商人、破落貴族的子弟、貧苦的家庭教師等。
在藝術手法上，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繼承了18世紀現實主義和感傷主義小說的傳統，特別表現在情節結構和人物描寫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50、60年代，英國多數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後期作品表現了和資產階級統治妥協的傾向，改良主義和悲觀絕望的情緒都有所增強。
憲章運動文學是在30、40年代工人運動高漲的條件下產生的。英國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於1838年以“人民憲章”的形式向議會提出有關普選的要求，遭到議會拒絕，於是在全國各地發起廣泛的群眾運動。憲章運動經歷了兩個階段。
40年代以前，工人運動和資產階級激進派聯合行動，憲章是他們的***同要求。從40年代起，工人階級除了堅持憲章的內容外，並獨立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和資產階級激進派分手。1847和1848年，憲章運動達到新的高潮。但由於運動內部分裂、資產階級的收買和鎮壓、改良主義思想的滋長，憲章運動走向衰落。列寧認為憲章運動是“世界上第壹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憲章運動文學的形成也有著它的文化基礎。40年代中葉，英國工人階級開始舉辦自己的文化教育事業。
早在1837年，憲章派就創辦了通俗報刊《極星》，經常刊載工人詩歌。詩人大都是來自各工業區的工人和活動家，出現了壹批有名的作家如瓊斯、林頓（1812~1897）、惠勒（1811~1867）和麥西（1828~1907）等。憲章運動詩歌壹般都寫得短小精悍，有鼓動力，適合於集體歌唱。從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歌手很熟悉拜倫和雪萊的政治詩，但它們和積極浪漫主義詩歌不同，是從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號召工人兄弟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起來鬥爭，具有明確具體的政治目標。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壹書中曾引用憲章運動詩人愛德華·米德寫的《蒸汽工》（1843年）壹詩，並說“它正確地表達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緒”，揭露了“比舊的農奴制更壞的”、“偽善的、隱蔽的奴隸制”，批判這種奴隸制口頭上承認自由權，而實際上把工人當作“白奴”。恩格斯親自把這首詩譯成了德文。又如在《繪歇勞浦郡的憲章派》（1843年）壹詩中，憲章運動詩人明確指出了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掠奪工人的專制暴君和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這首詩氣勢雄壯，壹開始這樣寫道：
舉起憲章的旗幟登上高崗，
把它插上星金山的峰頂，
讓它的口號驕傲地飄蕩，
和專制暴君說壹個分明。
也有壹些詩歌是歡呼人民憲章、歡呼人民政治運動的光明前途的，如《向人民憲章九呼萬歲》（1842年）、《壹首頌歌》（1843年）、《自由的呼聲》（1842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是為教育和組織群眾而寫的，往往表現熾熱的群眾場面，如描寫去倫敦請願的歌曲。有的詩歌向群眾揭露階級敵人，如指責輝格黨虛偽的改革措施的《壹首新的憲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發“反谷物法聯盟”妄圖用自己的口號來偷換“人民憲章”的陰謀，如《聯盟》（1841年）、《即興》（1843年）；有的則是揭發異己分子，警告同誌們謹防資產階級奸細的破壞活動，如《百萬人之歌》（1842年）。有些詩歌還表現了群眾對領袖和同誌的愛戴和關懷，支援被囚禁的同誌或紀念被害者，激勵士氣，號召再接再厲的鬥爭，如《福洛斯特》（1840年）、《獻給憲章主義的十四行詩》（1840年）、《獻給死難的謝爾》（1840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對統治階級剝削的揭發比之資產階級民主派詩歌更接近於本質，更深刻有力，表現了對剝削者的輕蔑和仇恨，如《怎樣作壹個大老爺》（1840年）、《貴族是什麽東西》（1842年）、《托利老爺》（1842年）等。
《貴族是什麽東西》壹詩用壹連串生動、樸素的比喻，揭露了剝削者不勞而獲的寄生性和他們對人民的禍害。詩中把貴族稱為“壹件在寶座旁陳列的古董，壹塊有生命的汙泥”，“壹只雄蜂”，“民族的災害，靠公款吃飯的乞丐”，表面上像“壹只華麗的蝴蝶”，其實是“國家的毛蟲”。
憲章運動詩歌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歌頌愛爾蘭革命英雄的《愛國者之墓》（1843年）、鼓勵美國民主派反奴隸制鬥爭的《給美國詩人》（1844年）、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給各國工人階級》（1840年）等。
憲章運動作家也寫文學評論。40年代初，蘇格蘭憲章派主辦的《憲章通報》和其他刊物已經評論過彌爾頓、彭斯、拜倫、雪萊、狄更斯等人作品的進步思想和社會意義。這些論文首先鑒別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視藝術性。英國消極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逝世時，憲章派評論家寫了短文稱他為“貴族統治下領薪俸的奴隸，君主政體供養下的寄生物，”並說絕大多數同胞不曾為他的死灑下眼淚。在題名《詩人的政治觀點》（1840年）的壹系列文章中，評論者認為“最真誠的詩人都是最熱烈的政治家”，駁斥了政治對藝術有害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