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評·名著簡介·《原詩》

清代葉燮著。此書分內外兩篇，每篇又分上下兩卷。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源流正變，即詩之發展;下卷論法度能事，即詩之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源流正變、法度能事、工拙美惡構成《原詩》理論體系的三個主要部分。論詩的源流正變，葉燮說：“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為道，未有壹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也。但就壹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這種詩歌發展史觀，否定了前者為正而必盛，後者為變而必衰的復古論調，但“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基於這種循環史觀，葉燮對發展變化的肯定又是很有限度的，“遞升降不同的”僅是“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而儒家之道不能變、溫柔敦厚的詩教不能變、雅不能變。至此，葉燮又不顧自己提出的 “正變盛衰互為循環”的觀點，頗費苦心地把《三百篇》和杜甫歸入“有盛無衰”之列。如此的發展變化，只能是正統封建文學內部的因革周流了。論詩之法度能事，葉燮頗為自得地拈出在“我”之才、膽、識、力和在“物”之理、事、情，以在“我”之四去反映在“物”之三，這就是詩之根本大法。理、事、情三者，理為本，事與情為末;才、膽、識、力四者，識為體，決定才、膽、力。這樣壹來，“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根本上就成了以在“我”之識去反映在“物”之理，這就不成其為詩之根本大法了。為此，葉燮把“理”與“事”各分為“名言之理”和 “名言所絕之理”、“可見之事”和“不可施見之事”，詩所反映的主要是“名言所絕之理”和“不可施見之事”。“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惝恍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如此描述，似乎就自圓其說了。實際上，葉燮所謂“理”又有六經之“道”的意思，“識”自然也就是認識六經之“道”了。這樣理解“理”與“識”，葉燮就把六經之 “道”作為內在精神巧妙地貫徹在詩歌創作之中。論詩之工拙美惡，葉燮在《己畦文集自序》中表述得比《姜齋詩話》更明確：“文之為道，當爭是非，不當爭工拙。工拙無定也，是非壹定也。工拙出乎人，是非本乎天。故工拙可勉強，是非不可以勉強也。且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以是非作為詩歌批評的基本標準，葉燮重質輕文，強調內容之是，貶低形式之美。葉燮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納入儒家思想來論詩，增強了《原詩》的理論性，但“雖極縱橫博辨之論，是作論之體，非評詩之體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壹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