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公安派，明神宗萬歷年間。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領袖，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高，成績最大，其次是中道。這壹派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等。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 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它和李贄的“童心說”壹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別強調表現個性，表現了晚明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潑，自然率真，但多局限於抒寫閑情逸致。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北公安，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明代後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鐘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又稱竟陵體或鐘譚體。（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門市）。
明代中葉後,前、後“七子”擬古之風甚烈,“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成為評判詩文準則。“唐宋”、“公安”兩派曾先後給予抵制和抨擊。
竟陵派認為“公安”作品俚俗、浮淺，因而倡導壹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竟陵派與公安派壹樣在明後期反擬古文風中有進步作用，對晚明及以後小品文大量產生有壹定促進之功。然而他們的作品題材狹窄,語言艱澀,又束縛其創作的發展。
竟陵派的追隨者有蔡復壹、張澤、華淑等。這些人大都發展竟陵派生澀之弊端，往往略下壹二助語，自稱“空靈”，使竟陵派文風走向極端。
當時受竟陵派影響而較有成就的是劉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為竟陵體語言風格代表作品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