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期，國力強盛，到處呈現出壹片繁華景象。人們精神振奮，壹大批庶族出身的文人更是躍躍欲試，希望為國家的強盛，為時代的前進貢獻自己的力量。名揚千秋功垂史冊的欲望，已成為壹種當時的時代風尚。這種風尚反映在詩歌創作上就是以豪邁樂觀的情調，雄渾開闊的藝術境界，宏偉的氣魄，明朗的風格為主旋律的時代大合唱。這就是文學史上的盛唐之音。
李白以其獨特的個性和不凡的經歷，在詩歌藝術上的遠見卓識與不斷追求，使其詩歌有不凡的獨創色彩，載入文學史冊而千古不朽。這是李白的驕傲，也是時代的驕傲。盛唐孕育了李白這樣偉大的詩人，李白的藝術成就又足以給盛唐氣象增輝。
01
李白曾以高昂飽滿的情緒，縱情歌唱自己的理想與希望。這種理想與希望，充滿了浪漫情調，塗染了壹層頗為濃厚的神奇色彩，放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理想的追求與碰壁，鵬搏青天的幻想與不得誌的牢騷發而為詩，使之大放異彩。
縱觀李白的壹生，他懷著非凡的政治抱負，並對其政治才能十分自負，雖屢遭挫折而意誌彌堅。早在青年時期，他就懷著“謀帝王之術”的雄才大略，以濟蒼生安社稷為己任，以宰輔與帝王師自期，希望登上政治舞臺，作壹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而後功成身退。
他經常夢想著皇帝有壹天忽然發現他非凡的才能，不次擢用，壹步登天，爬上宰輔的地位，從而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他每每用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以自比，大政治家呂尚、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謝安等，都是他崇拜的對象，以為他們都是風流倜儻、有政治才能，並大都以偶然的機會，受到帝王的重用，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如果自己幸運，完全可以和他們壹樣載入史冊而千古不朽。
他編織了美麗的頗為神奇的幻想的宏圖，他相信這終將會變為現實。他是那麽相信自己的政治才能，他熱切期待著“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他縱情歌唱著“謝公終壹起，相與濟蒼生”。他把安邦治國看得十分容易：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
他自以為有經濟之才，對那些“白發死章句”的書呆子，予以無情地嘲諷。他以扶搖直上搏擊風雲的大鵬自比。“大鵬壹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得誌可扶搖直上，展翅淩雲；失誌後仍有力量，對熱嘲冷諷他的人以有力回擊。“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余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為自己有才不遇而含恨終生。
平心而論，李白政治抱負往往是壹種脫離現實不切實際的美好的幻想。不期而遇作帝王師，不僅必須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且應是逐鹿中原群雄角勝之時。在國家統壹政局穩定的情況下，政治上壹步登天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的想法是極不現實的。
然而，對他自己來說，這種想法卻是真誠的、自信的，並非有意大言欺世或徒托空言以求重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篙人”。
他之所以對前途充滿了信心，是基於對政治才能的高度估價，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認識和掌握。李白這種高漲的政治熱情，正是當時國力強盛所喚起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思欲為國效力的精神。
李白企圖借助壹些有力者的推薦，實現自己宏偉的理想，因而免不了幹渴、乞援。他雖然有求於人，卻不低聲下氣；他盡管處處碰壁，卻沒有挫傷他從政的銳氣。他求人時胸懷坦然，不有意奉承，特意討好；他傲骨嶙峋，對那些掌實權而又奸險的人，十分鄙視。
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稱贊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自己則說：“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壹醉累月輕王侯”。在這種誇張的詩句裏，表現出他桀驁不馴鄙視王侯的高傲性格。
李白這種坦蕩的胸懷、傲岸的性格、不為利祿而改誌的精神，反映在詩歌創作上，表現為氣勢磅礴，沒有壹絲壹毫的卑靡之氣。處於順境時，他“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在處處碰壁的逆境中，也很少喪氣灰心的情緒流露。
李白詩歌中那種豪邁、樂觀、青春向上的情調，如春風飄蕩，萬物爭榮，壹片生氣勃勃的景象。無卑靡之氣，無衰颯之容，真氣內充，宏放自然。
這種詩風的形成，從客觀上講，由於當時國力強盛，整個社會顯示出向上的景象，詩人陶醉於當時升平繁榮的景象中。雖然他也看到了時代的陰影，但這些陰影在他看來，譬如小小樹葉，不足以掩蓋太陽的光輝。
當時人們的精神、氣質、風度都充分顯示出樂觀與自信，這就是包括李白在內的好多詩人縱情歌唱與追求功名的原因。因此，他們或奔走科場考試，或遠走塞外參軍，或任俠、隱逸，養望以待時，他們千方百計地要為時代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從詩人主觀講，這種詩歌是壹種具有時代特色的詩篇，它充分地、突出地、鮮明地展現著時代的風貌。
如上所述，李白有著非常強烈地建功立業的願望，他時刻幻想通過壹條非凡的道路，創造非常光彩、壹鳴驚人、光照千秋的奇跡，他想以自己的政治業績光被萬代而傳誦不衰。他幾次從政，政治才能都沒有明顯地顯露，未能“穎脫而出”，幹出足以載之史冊的光輝業績，只留下壹樁樁傲骨嶙峋的軼聞逸事罷了。
歷史無情地嘲弄那些想入非非不切實際的空想家，也給人以公正的裁判：李白不是壹位卓越的政治家，而是壹位名垂千秋的詩人。他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對其政治才能的自負與自信，與他強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李白壹生的悲劇。
這生活的悲劇卻成全了他的文學事業，使他寫出了那麽多優秀的詩篇，在中國詩歌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的壹頁。
02
李白詩歌表現了詩人極其宏偉的氣魄，這種氣魄是通過豐富而奇特的想象、大膽的誇張，跳脫的語言見出的，詩人的浪漫氣質也彰明較著。這種富於獨創性地表現時代精神的詩歌，是盛唐時代特定時期的產物。
李白詩沒有悲哀的呼喊，沒有淒厲的慘叫，沒有血色慘淡的描寫，它壯偉、奇瑰，明麗天然，表現出自豪樂觀的情緒。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詩人以宏偉的氣魄，高昂的調子，揮毫落紙，寫出這傳誦千古的名篇。詩中描寫的這種雄偉壯麗的自然景象，可謂空前絕後，詩裏充溢著雄渾健壯之美，表現出詩人博大的胸襟和氣度。
“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抒發別離之情，摒棄兒女之態，也無造情之詩。這種句明情真的詩句，是同時代的詩人無法比擬的。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詩人用美酒來慰藉深處異地的孤寂之情，以醉翁之態表達思鄉之意。
“人道橫江好，依道橫江惡。”
“壹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寫橫江風浪險惡，寫蜀道崎嶇不平，卻令人感到壯觀奇麗。詩人不凡的胸襟氣度展露無遺。讀這類詩，極能催生出人的豪情。
在表現上，李白極少流露出愁雲滿面的情緒。他個人雖然仕途不順，在官場處處碰壁，但從未放棄，百折不回。雖然有時他也有悲愴情緒的流露，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但讀了卻無沈壓之感。
李白也寫愛情，他的愛情詩，感情真摯、淳樸和深厚。
《春思》的“春風不相識，何事入歲偉”抒寫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北風行》的“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寫思念久戍的丈夫；《遠別離》的“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寫別離之苦痛。
這些詩篇所表現的感情熱烈、真摯、淳樸，沒有絲毫的輕薄、浮艷，沒有世俗的淺陋、庸俗。他用了現實生活中的形象作比，突出了人物形象的描寫，使形象鮮明，個性突出。
他寫遊仙詩，又是飄逸欲仙，猶如雲中仙女，姿態輕盈。
“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今來壹登望，如上九天遊”《登錦城散花樓》
“青冥倚天開，錯彩疑畫出……倘逢騎羊子，攜手淩白雲。”《登峨眉山》
詩人異想天開，誌欲淩雲，因此詩裏充滿了浪漫主義情調。他在遊仙詩中表現的這種幻想，是基於壹種天真的異想。自然，這種幻想是現實生活的折射。
詩人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樂呵呵的，他有時也有懷才不遇的牢騷，有時也有憤激的情緒，但並不悲觀與失望。
“余亦能高泳，斯人不可聞。” 《夜泊牛渚懷古》
“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詩人胸襟開闊，心懷坦蕩。寫憤慨則“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寫襟抱則“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寫功名富貴之難久則“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李白無論寫理想，抒抱負，念友情；還是畫山水，談人生。其詩或豪情壯誌，或如清風明月；或狂風暴雨，無不情感熾烈。盛唐詩歌的典型風貌是清雄飄逸的風格，健翩淩雲的氣勢，和諧自然的韻律。李白詩歌正是這壹氣象的最好表現。
03
盛唐詩人寫詩時往往是興之所至，痛快淋漓。詩人的感情或喜或悲，或哭或笑，或歌或舞，均是發自內心，毫不做作。所寫的詩玲瓏剔透，韻味天然。這樣的藝術風格，如西子淡裝，天然國色多似萬壑松風，純屬天籟。
這種特色，在李白詩歌裏表現得尤為突出。諸如《贈孟浩然》、《送友人入蜀》、《子夜吳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贈汪倫》、《玉階怨》、《靜夜思》等，真是不勝枚舉。李白之所以在各類題材中都有大量的這種風格的詩篇，是因為他對這種真至藝術境界的不斷自覺的追求。
李白的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可以看出，清真、天然，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是李白自覺地努力追求的壹種藝術境界。而他詩歌在藝術表現上，也達到了這種絕妙的藝術境界。
註重藝術的獨創性是詩歌上盛唐氣象的又壹突出特色，李白的成就，猶為卓著。他的七言絕句、七言古詩和樂府詩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前此詩人，由於過多的因襲和模擬，使中國古典詩歌往往失去詩人自己的個性與風格，不曾對文學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盛唐詩人以前詩人不曾有過的宏大氣魄，對詩歌藝術表現作了大膽地探索和嘗試，表現出自己的個性特征，藝術上大膽地創新使其詩歌風采各異而名揚千秋。
如七言歌行可以溯源於漢魏，七絕濫觴於六朝，但其藝術上的成熟則是盛唐的事了。李白對這兩種詩體的發展都有開拓之功，並推到高峰。他的七絕感情真摯，含情不露，言近旨遠，壹唱三嘆。以情致見長，以韻味取勝，風情搖曳，往復從容，意境深遠，壹時推為絕唱。
他的言辭波瀾壯闊，氣勢雄勁，句式的伸縮，韻的轉換，以至章法結構，都奇突而自然。而他的樂府詩往往超出了樂府舊題內容的限制，自鑄偉詞，以寫襟抱。而在藝術表現上，又極盡妙筆生花之能事。對此，以前的詩歌理論家極為傾服。譬如對《遠別離》，楊載說：
“波瀾開闔，如江海之波，壹波未平，壹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
更不用說《蜀道難》、《梁甫吟》、《行路難》等蜚聲詩壇傳誦千古的詩作了。
盛唐詩人在藝術上不屑模擬和依傍前人，極力追求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因而在藝術風格上能夠自立並獨樹壹幟，從而在詩歌史上爭得了自己的席位。
高適、岑參以邊塞詩見長，高的七古雄勁整飭，岑的歌行奇麗多姿。王維、孟浩然以田園山水詩稱絕，王詩雄渾，孟詩清麗。崔顥等人都以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出現在盛唐詩歌舞臺。
李白則以真率的感情，雄豪的性格，浪漫的情調，創領袖壹代的詩風。他的風格，過去有人用“飄逸”二字概括，頗能道出其中的三昧。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
“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子美（杜甫）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郁”。
“飄逸”二字，指李白詩歌的風格而言。但說李白性格或處世態度“飄逸”也不無道理。李白壹生棲棲奔走而在政治上無所建樹，執著追求之理想不能實現可謂苦矣，然其性格之豁達浪漫，以求仙訪道求解，將其郁結沈悶之氣，化為飄然的態度，不愧“謫仙”的稱號。
“沈郁”、“飄逸”在風格上恰好相反，前者適於表達壹種深沈郁悶的感情，為精神上負擔之沈壓與痛苦之抒寫；後者適於表達壹種達觀的情緒，為精神的解放與心情的舒暢，揚溢著飄然逸情。
風格即人，用“飄逸”和“沈郁”既能概括李、杜二人的性格，也能概括二人的詩風。這不特確當，而且他們本人壹也樂於接受。杜甫在《進雕賦表》中曾用“沈郁頓挫”概括他自己的風格。李白雖然沒有用“飄逸”概括自己詩的風格，但在《澤畔吟序》中贊揚其友崔成甫說：
“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
可謂李白自道。拈出“逸氣頓挫”四字，概括李白詩歌的風格，未為不可。李白在詩文中，多次用逸興、逸韻、逸氣，用以自贊或贊人。“逸”在他的心目中，是壹種很高的審美概念。
他自稱“酒仙翁”，對賀知章稱他“謫仙人”十分贊賞，得意之情常溢於言表。杜甫稱贊他“飄然思不群”，“俊逸鮑參軍”。
註重主觀表現，著力刻畫鮮明的自我形象，是李白詩歌具有盛唐氣象的特色之三。
盛唐詩歌的又壹特點是註重主觀表現，通過鮮明的自我形象描寫，表現人們的精神面貌，反映時代特征。盛唐詩人喜歡運用天真爛漫的筆觸，寫個人壹剎那的真實感情，表現頗為浪漫的情調，因此詩味醇厚雋永。
唐代是封建社會的全盛時代，盛唐詩人有著籠蓋古今的氣魄，他們充滿了自豪驕傲與自信，自視甚高，政治熱情澎湃，有著出將入相的強烈欲望和要求，這就構成了詩歌上盛唐氣象的內容。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
“壹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詩”。
盛唐詩人在政治上無所顧忌，沒有必要用曲筆反映現實，寫詩時的情緒是昂揚而飽滿的，因而寫出的詩色調明朗，神韻天然，自饒情趣。
李白是庶族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是盛唐詩壇的領袖，以功業自許，自視甚高，他那高亢淩雲的英雄贊歌，主觀情緒十分強烈，表現出鮮明的自我形象。
“結發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卻秦不受賞，擊晉寧為功？”《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壹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五月東魯行答漢上翁》
“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經百戰，匈奴盡奔逃。”《白馬篇》
這是豪邁的英雄主義贊歌。他自詡為豪雄、壯士、遊俠，詩裏充斥著濃郁的主觀情緒，跳躍著鮮明的自我形象。這種“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叱咤風雲的英雄氣概，是典型的盛唐氣象，是盛唐時代豪邁樂觀氣質的再現。
在這裏，詩人不是用冷靜的客觀的描寫來反映現實，表現人生，而是以我為中心，用主觀的熱情去擁抱現實，贊美現實，通過對古代理想中人物的歌頌，直接表現自己的主觀世界，充分揭示詩人自我精神面貌，抒發內心無比強烈的感情。
可以說，詩人的主觀世界就是他歌詠的主要對象，詩人的激情就是他詩歌生命的脈搏。因而詩人的自我形象就十分鮮明，呼之欲出。
李白這種感情強烈自我形象鮮明的詩篇，使百花盛開的盛唐詩壇，更加朝氣蓬勃，芬芳艷麗。這也讓他成為盛唐詩壇合唱隊中的領唱者。他的詩歌是盛唐時代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