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為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壹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壹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蘇軾文集》
?
文章鑒賞
精妙的藝術作品，總是令人驚羨的：壹片美好的風景，壹縷婉轉的天籟，壹段難以名狀的情愫，似乎都在剎那間，從藝術家的筆底，夢幻般地顯現了———恰如迷蒙的煙波上，突然顯現的蔥郁縹緲的“海市”！
藝術創造的這壹奇妙境界，往往引發人們神秘的猜想：藝術家仿佛是憑借於苦思冥索和突然獲得的啟示，從事創作的———在藝術家的心靈中，難道真的居住著壹位不常顯形的可愛“繆斯”（藝術女神）？
曾經創造了“淩空如天馬，遊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的奇妙詩作的蘇軾，則以“南行”途中的斐然收獲，告訴了人們壹個與此完全不同的體驗。
嘉祐四年（1059）十月，早已考取進士的蘇軾兄弟，隨同父親壹起赴京受職。由於心境暢悅，又不急於趕路，他們出眉山，經嘉州，江行“適楚”（江陵），有機會飽覽了沿途江山的秀奇清美之景。而且舟行閑暇，“博弈飲酒”，父子唱和，留下了近百篇詩作———這就是蘇軾在江陵驛站編成的《南行集》之由來。
蘇東坡雖然才氣橫溢，但正如他兄弟蘇轍所說：“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鄰裏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裏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誌氣。”（《上樞密韓太尉書》）所以，早年居家雖“為文至多”，實無磊落壯奇之作傳世。
這壹次卻不同了———壹葉輕舟馳行於三峽奇境之中，兩岸有望不盡的“山川之秀美”，沿途更有“賢人君子”的許多“遺跡”可供留連；至於異鄉民間的“樸陋”風俗，更激發起這位年輕詩人多少感觸和奇思！壹篇篇浸染著山水靈氣、夾帶著峰矗浪奔之勢的詩作，由此在蘇軾“談笑之間”揮灑而出。如被後世詩論家贊為“刻意鍛煉，語皆警峭”的《入峽》，“波瀾壯闊，繁而不沓”的《巫山》（紀昀語），以及“巖壑高卑，人物錯雜，大處浩渺，細處纖微，無所不盡，可敵壹幅王維《江幹初雪圖》”（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的《江上值雪》等等，無不作於這“南行”期間。
在總結“南行”收獲時，蘇軾提出了有關藝術創作的壹個重要論斷：藝術創造有賴於豐富的生活感受的觸發。當這種感受為“耳目之所接”，而“雜然有觸於中（心）”的時候，便是藝術家的創造奇氣勃郁而興的重要契機。這時，優秀作品的誕生，便不以藝術家主觀的意誌為轉移了———它正如“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壹樣，當其“充滿勃郁，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蘇軾的這壹見解，雖然並非首創（歐陽修曾經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但畢竟是燦爛的！因為它來自於“南行”途中活潑潑的創作體驗，不僅推翻了那種視藝術創作為有某種神靈啟示的荒謬猜想，也推翻了那種以為只要呆在書齋鬥室苦思冥索，“勉強”為文，就可以產生偉大藝術的天真想法。———不！藝術創作縱然離不開壹定的資質和秉賦，縱然不排除堅毅不懈的“為文”技巧的訓練，但僅僅具備這些，就“勉強”為之，是不會有多少收獲的。因為它缺少了激發藝術創造力勃然“外見”的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氣象繽紛的外部世界及藝術家對它的新鮮活躍的感受。
有趣的是，幾乎在此同期，蘇軾的兄弟蘇轍，也得到了同樣的認識。當他在赴京途中，“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以及“至京師”“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之際，終於領悟了孟子、太史公何以能有瑰瑋之文驚動天地的道理：“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樞密韓太尉書》）———這“氣”，不正是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感受在藝術家心靈中突然激起的創造意氣麽？倘若沒有豐富的生活感受在胸中磅礴奔突，又何能“溢乎其貌”而“見（現）乎其文”？明白了這壹點，人們也便懂得：唐代書法家張旭，何以見公孫大娘劍器之舞，而悟得了奇妙的筆法；而大畫家吳道子又何以於“畫筆久廢”、受請繪畫天宮寺“鬼神數壁”之前，偏要請裴將軍舞劍以助壯氣，終於“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了。
這樣看來，蘇軾的這次“南行”實在太重要了———詩歌創作的實踐，所帶來的理論上的豁然貫通，遙遙地指引著他，從此從書齋鬥室走向社會、走向生活，而進入了藝術創造的全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