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使至塞上》是壹首膾炙人口的名篇，中學語文教材選錄，大學中文教材再次選錄。對這首詩的解讀和欣賞，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例如，中學語文教學偏重詩歌藝術手法分析，對其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尤為關註，認為是情景交融，通過對大漠風光的描寫，體現出詩人落寞孤寂的心境，達到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又如有人從制度角度來解讀，認為此詩是了解中國古代軍事制度的重要史料。但事實上，要深度解析此詩，全面了解其中的情、境、事、理，還必須進壹步深究。陳寅恪先生曾提出“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文學研究方法。他強調，中國古詩有三個基本要素，即時間、地點、人事。本文即以陳先生提出的三要素作為基本綱領來解析此詩。
先說時間。這首詩的寫作時間，壹般認為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夏，基本無異議。史載張九齡受周子諒事件影響，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左遷荊州都督府長史。王維至河西也與此事有關。故其離開長安的時間，當在本年四月。詩中“歸雁入胡天”，是說天氣轉暖，大雁由南而北，也表明寫作時間在夏初。
再說地點。詩歌中的地，包括寫作地點和作品中所記的地名。《使至塞上》到底是寫於何處，暫且不論。先看詩中所涉及的地名。該詩中的地名有“居延”“漢塞”“胡天”“大漠”“長河”“蕭關”“燕然”，其中“胡天”“大漠”均為泛指，“長河”為黃河則是常識。這些都無需贅述。“屬國過居延”句中的“居延”，是漢代的“屬國”，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又漢代張掖郡有居延縣，故城在今額濟納旗東南。王維從長安至河西，不可能經過居延故城。此處無非是說，他所經之處曾是漢代屬國居延國之境。漢塞，是指漢長城。《漢書·霍去病傳》記載，霍去病破匈奴後，將其降者置於邊地五郡故塞之外，也就是秦漢長城之外。長城是漢、胡的邊界。詩中的漢塞，當指從新泉軍至涼州的壹段漢長城，是王維西行涼州的必經之地。新泉軍屬河西節度使所轄八軍之壹，位置在黃河烏蘭渡口的西北岸，與東岸烏蘭縣相對。從新泉軍至涼州應有驛道，當是王維必經之路。燕然是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和國杭愛山。漢代竇憲大破匈奴後，曾登此山刻石記功。班固曾撰《燕然山銘》，此石刻今已被發現。後世多以此典故來表達建功立業之願望。王維到河西，顯然不會經過此地，詩中的“都護在燕然”無非是借古事來說今情。
詩中最重要的壹個地名是“蕭關”。唐代蕭關有兩處，壹是漢蕭關，在原州治所平高縣（今寧夏固原）東南30裏。漢蕭關在唐時已廢棄，唐朝另設蕭關新城，亦即唐蕭關。蕭關新城位於原州治所（今寧夏固原）以北180裏，在蔚如川（今清水河）東岸，由此關可達靈州（今寧夏吳忠市）。詩中說“蕭關逢侯騎”，那麽，王維經過的蕭關，是唐蕭關還是漢蕭關呢？這個問題，涉及王維到河西的路線。根據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所考，唐代長安至涼州的主要路線有兩條，壹條是經由岐、隴、秦、渭、蘭五州到達涼州，裏程約2000裏。另壹條經由邠、涇、原、會四州到達涼州，路程約1800裏。由於第二條線路在第壹條的北邊，故稱第壹條為南道，第二條為北道。漢蕭關在北路原州城東南30裏處。從詩歌來看，王維所走的路線當為北道。因為詩中所寫的蕭關、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等事物都不在南道。詩人所取之北道，亦即從長安城出發，向西北行進，經邠州、涇州後到達原州。在原州由西北方向出，經石門關、河池到達會州治所會寧縣（今甘肅靖遠縣），出會寧關，再沿黃河東岸北行，至烏蘭渡口過河。此段為黃河河曲，河水西流。烏蘭渡口常有渡船五十艘渡行人，是河曲最重要的渡口。烏蘭渡口對面即新泉軍。由此西行，經今騰格裏沙漠南端至涼州（今甘肅武威）。王維取北道至涼州，所經之蕭關為漢蕭關，而非唐蕭關。
在弄清楚王維至河西節度使的路線之後，再來看《使至塞上》的寫作地點。很明顯，詩歌不會作於蕭關，因為漢蕭關，亦即原州城東南30裏處，距離會州（今甘肅靖遠縣，在黃河東岸）尚有390裏，不可能見到大漠孤煙和長河落日的景象。有人說，此詩當作於居延塞，詩人登居延塞眺望，所見的長河不是黃河，而是今額濟納河（古稱弱水），所見大漠則是浩瀚無際的巴丹吉林沙漠。按：弱水位於涼州西北數百裏外，發源於祁連山，在甘州古城匯入張掖河。所以，這個說法是不可靠的。涼州古城瀕臨馬城河，流入騰格裏沙漠中的休屠澤和白亭海。這條河流在涼州城的西北方向，但亦非詩人必經之地。因此，詩歌的寫作地點應是涼州。更進壹步說，此詩是詩人到達涼州後的回憶之作。詩人的回憶由近至遠，從“屬國居延”的“漢塞”開始，到“大漠”，再到“長河”，最後是“蕭關”。因此，“大漠孤煙”與“長河落日”並非同時所見之景，而是兩種不同的時空景象。大漠孤煙，是詩人渡過黃河進入涼州境之後所見。長河落日，則是詩人在此前沿黃河東岸行進途中所見之景。之所以選擇此四處來寫，是因為這些地名和景象，既有歷史感又有現實感。“漢塞”和“蕭關”，屬漢代之事，具有深厚的歷史滄桑感。“大漠”和“長河”，既有雄渾氣象，又具有路途景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詩中的回憶與作者進入涼州的方向剛好相反。詩人從原州，亦即漢蕭關所在地，西行至會州，再沿黃河東岸行進180裏，到烏蘭渡口，過河後到新泉軍，沿漢長城（也就是詩中的“漢塞”），經騰格裏沙漠南端至涼州。由此可以說《使至塞上》是王維至河西的紀行詩。
詩中涉及的人事較為復雜。王維到河西之前，在朝廷任右拾遺。王維因得到宰相張九齡識拔，開元二十三年（735）離開隱居的嵩山至東都洛陽任職。開元二十五年（737），監察禦史周子諒上告新任宰相牛仙客無才，被流配瀼州至藍田而死。張九齡因曾舉薦周子諒，受此牽連而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維亦曾得到張九齡賞識舉薦，同樣也受此事牽連而不得不離開京城。這裏面，實際上涉及到黨爭問題。牛仙客、崔希逸、李林甫等人為壹黨，張九齡等人為另壹黨。牛仙客本為河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736）秋改任朔方行軍大總管。同年十壹月張九齡罷相，牛仙客入朝擔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牛仙客離任後，接任者正是崔希逸。唐朝官員離任，往往需要舉人自代。崔希逸接任河西節度使，應得到牛仙客的舉薦。因此，王維被迫到河西，很有點借刀殺人的意思。不過，崔希逸本人尚屬儒雅。他到河西之後，曾與吐蕃訂立和平***處、互不侵犯之盟。《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崔希逸“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為盟，各去守備”。而且，後來王維還直接參與到崔希逸的家事當中。王維曾為崔希逸第十五女出家而作《贊佛文》，又為崔希逸夫人李氏父親亡後作《西方變畫贊》。開元二十六年（738）五月，崔希逸離開河西時，王維與他壹同離開。這些事情表明，王維出使河西的過程非常復雜，但崔希逸對他是頗為賞識的。
詩中涉及的另外壹件事是崔希逸破吐蕃事。有學者認為王維此詩與崔希逸破吐蕃事無關。主要證據是《全唐文》收錄的樊衡所撰《河西破蕃賊露布》，認為破吐蕃之戰事發生於王維到河西之後，故與王維到河西的起因是無關的。也就是說，王維並非奉朝廷之命，以監察禦史的身份到河西督查的。但經考證，此露布所載戰事，發生於天寶元年（742），在開元二十五年（737）之後。根據兩《唐書》玄宗本紀及《資治通鑒》所載，開元二十五年（737）三月，崔希逸與吐蕃大戰，取得全面勝利，斬獲首級二千余。開元二十六年（738）五月，崔希逸離開河西轉任河南尹，為失信於吐蕃而常抑郁痛苦，不久去世。王維此詩顯然與此事有關，***有兩處：其壹是尾聯“蕭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漢竇憲大破匈奴，於燕然山勒碑記功。王維用此典，是稱頌崔希逸同竇憲壹樣，大破吐蕃建功立業。這壹聯很直接也很好理解。其二是頸聯中的首句“大漠孤煙直”。初看此句，不過是寫景而已。但細讀之下則發現並非如此簡單。杜佑《通典》卷壹五二記載：“每晨及夜平安，舉火壹;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也就是說，孤煙不僅僅是所見之景，在這裏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軍事信號，孤煙即報平安。有詩為證，如杜甫《夕烽》“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全唐詩》卷二二五）;劉禹錫《令狐相公自太原屢示新詩，因以酬寄》“萬裏胡天無警急，壹籠烽火報平安”（《全唐詩》卷三六）;劉言史《賦蕃子牧馬》“磧凈山高見極邊，孤烽引上壹條煙”（《全唐詩》卷四六八）。故此句的真實含義是藉平安火來委婉地歌頌守邊將士。王維此詩贊頌崔希逸是很明顯的。
但王維到河西，是否以監察禦史身份前去監督軍事呢？有學者根據《使至塞上》中的“使”字，以及《出塞作》中的自註“時為禦史，監察塞上作”，認為王維是奉朝廷之命監察河西節度使。但事實上，王維是在崔希逸幕中擔任節度判官。唐代以監察禦史分使諸軍以督查，是常有之事，也是監察禦史的職責所在。但奉使監察而被留置幕中擔任幕職的，卻既無先例，亦無後例。王維在河西所作《雙黃鵠歌送別》和《涼州賽神》二詩自註“時為節度判官，在涼州作”，明確說他在河西節度使幕府中擔任節度判官。據《通典》卷三二“職官十四”所載，節度大使所置僚佐，長史、司馬等是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為使職。節度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又《通典》卷壹九“職官壹”說判官等“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非正命”，意思是指判官非官名，而是使職。這就是《文苑英華》所載《使至塞上》首句“銜命辭天闕”的來源，即是說擔任河西節度使判官是朝廷“詔除”的意思。王維詔除河西節度使判官，所帶憲銜為“監察禦史”。這個憲銜的作用主要有三點：壹是由於節度判官是使職，無品級，憲銜即其所享俸祿的依據。《舊唐書》卷四三說“鎮軍司馬、判官俸祿，同京官”，則王維在河西的俸祿，與其他在京城擔任監察禦史者是壹樣的。第二，憲銜還能起到官職遷轉的作用。《舊唐書》卷十三《德宗紀》載貞元九年（793）十二月，制：“今後使府判官、副使、行軍已下，使罷後，如是檢校、試五品以上官，不合集於吏部選，任準罷使郎官、禦史例，冬季奏聞。”這就說明，幕職所帶憲銜和京銜，與職務遷轉密切相關。王維離開河西後，轉任殿中侍禦史，當與此前所帶“監察禦史”的憲銜有壹定關系。第三，軍中帶憲銜者，還有壹個特殊作用，就是可以參與地方案件的審理。《舊唐書》卷十八下載宣宗大中四年（850）八月，刑部侍郎、禦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禦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意思是說，帶“監察禦史”憲銜的使府判官，有資格和權力參辦地方案件。所以，王維《使至塞上》之“使”，並非奉朝廷使命去勘核崔希逸破吐蕃之事，而是由朝廷詔授，至河西節度使擔任判官，並按當時制度授予“監察禦史”的憲銜。
若進壹步推究，此詩尚能引起以下壹些思考。
其壹，王維的返程路線。王維至河西走的是北道，那麽，他在開元二十六年（738）離開河西返回京城時走的是哪壹條道呢？前文已述，北道要比南道少200裏。但是南道相對來講更平坦易行，所經之地亦較繁華，驛站也較多。從王維作於本年的詩歌來看，他同崔希逸壹同返京所走的應是南道，也就是從涼州出發，經蘭、渭、秦、隴、岐五州而至京城。此線最難行之處是隴坻，其關隘有三，即在隴、秦二州相鄰處的大震關、安戎關和安夷關。這些關隘是重要軍事據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因此也是邊塞詩描寫的對象。王維返程途中所作詩歌，如《隴西行》《隴頭吟》《老將行》等，應是采用古題樂府“賦題”的方法，敘述路途中的所思所感。其中不乏回憶之作，如《隴西行》：“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而《隴頭吟》中的“關西老將”和《老將行》中的“老將”，極可能表達的是對崔希逸的同情。因為崔希逸大破吐蕃之後，按理應是建立了莫大功勛，但實際上第二年他從河西節度使調至河南尹，與詩中所寫“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為典屬國”，及“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正好相應。當然，這些感嘆的含義是豐富的，也可以理解為詩人對自己的哀嘆，甚或是對張九齡罷相左遷荊州的傷感。
其二，王維至河西引致的創作變化。王維至河西以後的創作，現存作品不多。其中詩歌僅《使至塞上》《出塞作》《涼州郊外遊望》《涼州賽神》《雙黃鵠歌送別》《從軍行》《隴西行》《隴頭吟》幾首。但是，這些詩歌與他之前任職右拾遺及隱居嵩山時所寫有很大不同。這些詩作於邊塞，既有與軍情密切相關的作品，也有描寫邊地風俗人情之作。可以說，河西之行改變了王維的詩歌風格。這是就其個人而言的。如果就整個唐詩史來看，張九齡荊州之貶，不僅是唐代政治的分水嶺，而且也是詩歌史的分水嶺。王維走河西，是因曾得張九齡識拔。張九齡貶荊州，此前得其賞擢的很多青年才俊也同時被貶。例如，王維之外還有王昌齡等人。所以，可以說王維河西之行帶來的詩風變化，只是張九齡荊州之貶事件引致詩歌變化的壹個個案。實際上，張九齡、王昌齡、王維等人的詩風都受此影響而發生改變。
其三，王維詩歌的“盛唐正宗”地位問題。此問題錢誌熙先生已作出深入的闡述。錢先生通過比較王維與同時代李、杜、高、岑等人的詩歌，認為王詩是盛唐正宗。其特點是王維自己所說的“彌工建安體”與“盛得江左風”。錢先生特別指出王詩上溯魏晉的壹個最大的表現是化駢儷為散行，所舉的例子就包括王維河西之行所作的壹些詩歌。從體裁上來講，《使至塞上》是壹首工整的五言律詩。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此詩實際上是壹首紀行詩，以移步換景的方式敘事。從這個角度來講，《使至塞上》也是王維“彌工建安體”的壹首典型作品。
最後說壹下王維的戰爭觀念問題。唐玄宗在開元末“窮兵黷武”，特別是崔希逸破吐蕃，屬於毀壞盟誓、背信棄義的行為。王維去河西之前，不可能不知此事。但他在《使至塞上》中表露出來的對守邊將士的稱頌，是否表明他認同此次軍事行動呢？答案應是否定的。實際上，王維內心極其復雜，之所以稱頌邊將是因為他畢竟要在此幕中任職。從他之前學佛及嵩山隱居等行為，可以推測他是贊同和平守邊策略的。這個想法，也體現在他再三同情崔希逸的詩歌中。
（作者單位：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