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
1.文學特點: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沈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沈郁”壹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沈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壹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誌，“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沈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沈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壹句只說得壹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壹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壹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沈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壹《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註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壹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壹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2.個人簡介什麽的……(評價壹下他的人)：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於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壹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誌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壹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遊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壹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遊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壹帶）。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壹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壹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壹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後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壹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
杜甫
載，玄宗詔天下“通壹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壹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幹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誌，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壹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壹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壹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註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杜工部像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壹年九月，長安收復。十壹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壹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壹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壹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大歷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壹百頃，自己也租了壹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壹些勞動。這壹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嶽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嶽陽，這壹段時間杜甫壹直住在船上。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嶽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裏，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壹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嶽陽的壹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3.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壹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壹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壹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壹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壹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誌。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壹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壹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壹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壹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誌，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壹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壹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壹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壹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嶽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嶽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壹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嶽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壹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壹所草堂，開始他最後壹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壹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壹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麽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壹年間，他寫了壹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嶽陽的壹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
以上資料參考百科～最後提醒壹下，說道杜甫，最最出名的就是憂國憂民了，為了這個，他這輩子沒怎麽開心過，動輒便是痛哭……所以他也算是悲催之中的極品，摳鼻。大大自己根據資料攢壹下吧，讀書筆記掌握方法很簡單的。有什麽需要再補充～
我覺得這是系統的失敗……特麽為什麽不能直接補充非得修改害得勞資從頭拉到尾……手機黨傷不起TAT……咳，補充，為了不讓讀後感太空洞，可以適當地舉實例，比如，豆腐兄的著名代表作，三吏三別，三吏三別（《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也是杜甫的經典代表作品，深刻寫出了民間疾苦及在亂世之中身世飄蕩的孤獨。表達了作者對倍受戰禍摧殘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對老百姓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