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實際上包括了建安年間和魏朝前期的文學，這時的文壇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在他們周圍集中了王粲、劉楨等壹批文學家。與兩漢的儒生相比，這是在動亂中成長的壹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不再拘於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他們的創作反映了動亂的時代。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了“建安風骨”這壹時代風格。“建安風骨”被後世的詩人們追慕著，並成為反對淫靡柔弱詩風的壹面旗幟。至於蜀國和吳國的文學則處於沈寂的局面。
西晉末年，在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下，產生了玄言詩，東晉玄佛合流，更助長了它的發展，以至玄言寺占據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謝靈運是第壹個大力寫作山水詩的人。山水詩的出現擴大了詩歌題材，豐富了詩的表現技巧，是中國詩史上的壹大進步。在晉宋易代之際，出現了壹位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在日常生活中發掘出詩意，並開創了田園詩這個新的詩歌園地。他將漢魏古樸的詩風帶入更純熟的境地，並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境。他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對後來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晉宋之間文學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此後更追求藝術形式的華美。
宋代的鮑照在七言樂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給詩壇帶來的清新氣息，也都具有重要意義。齊梁兩代有兩個值得註意的文學現象。其壹是詩體發生了重大變革，周颙發現漢語的四聲，沈約將四聲的知識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並與謝朓、王融***同創立了“永明體”。他們試圖建立比較嚴格的、聲調和諧的詩歌格律，並且在詞藻、用事、對偶等方面做了許多新的探索。這就為唐朝近體詩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永明體” 從而成為從古體詩向近體詩過渡的壹種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圍聚集了壹批文人，形成三個文學集團，分別以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梁代蕭衍、蕭統，和梁代蕭綱為中心。創作活動的群體參與，容易導致取材和風格的趨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藝術技巧。梁陳兩代，浮靡輕艷的宮體詩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艷麗的詞句表現宮廷生活，多有詠物的題材，女性也像宮廷的其他器物壹樣成為吟詠的對象。這種創作風氣壹直延續到初唐，到“四傑”和陳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南北的對峙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南北文風的不同，南方清綺，北方質樸。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現得很清楚。但南北對峙並沒有斷絕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來往，文獻的傳播，都有記載可尋。北朝的詩歌模仿南朝的痕跡相當明顯。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流，而他也成為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經註》、《洛陽伽藍記》和《顏氏家訓》。北魏末年與北齊時期文學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註意。北方文化對南方文學也有影響，特別是在音樂和佛學這兩方面尤為明顯。隋朝統壹中國後，南北文化的交流繼續擴大深入，到了盛唐終於出現了壹個文學的新高峰。
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壹個醞釀著新變的時期，許多新的文學現象孕育著、萌生著、成長著，透露出新的生機。壹種活潑的、開拓的、富於創造力的文學沖動，使文壇出現壹幕接壹幕新的景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魅力就在於此。這種新變總的看來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就文體的發展看來：五言古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增強了詩人的個性，得到長足的發展並達到鼎盛；壹種詩化的散文即駢文的興盛，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增添了壹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可以充分發揮漢語語言形式美的文體；在漢代盛極壹時的大賦，演變而為抒情小賦，並因駢文的興盛而增加了駢儷的成分，駢文、駢賦在梁陳兩代進入高峰；七言古詩在這時確立起來，並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鮮氣息，刺激著詩人進行新的嘗試，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絕句便繁榮起來；小說在這時已初具規模，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基礎，並出現了壹批著名的誌怪小說和誌人小說。以393年的時間醞釀這些新變，雖然顯得長了壹些，但和漢代大約四百年文學的收獲相比，不能不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成就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沒有這段醞釀，就沒有唐詩的高潮，也就沒有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