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此詩，並不僅僅是要描寫這種淳樸的民風，他還描寫了安史之亂數十年後所謂“元和中興”時期作為全國最發達地區的二京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現狀。詩人在赴任昭應縣丞的途中寫了此詩，昭應縣位於二京附近，縣丞又是壹縣的業務總管，他沿途更願意關註的當然是老百姓的生活現狀而不是民風，因此，明寫民風，實際上是要反映民生，這是這首詩值得稱道的藝術手法。
詩的前四句寫老農對詩人的招待情形：給詩人端上“新漿”，給詩人的馬添上“粟”（粗糧，當然是好的草料），安排詩人的僮仆等著吃飯。不同的規格顯示不同的身份，被詩人的四句詩交代得井井有條，這顯示出詩人敘事筆法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