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方向得到確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歌體詩歌成為主流。但仍有部分詩人保持了創作個性，堅持個人抒情詩的寫作，其中典型者有何其芳。他於1945年發表了詩集《夜歌》，表現了作者從國統區到達解放區後對解放區新的鬥爭生活的體驗與感受，真實描寫了新舊交替時期在知識分子內心所進行的“壹個舊我與壹個新我在矛盾著，爭吵著，排擠著”的心靈轉換歷程，感情真摯熱烈，風格樸素明朗，代表了解放區個性抒情詩的最高成就。
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提出要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建立“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主張。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1942年，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進壹步確立了解放區文藝規範，明確了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的發展方向。於是，把目光轉向民族傳統，利用各種民間文藝形式來表現革命內容，用以宣傳革命思想、宣傳抗戰就成為解放區詩歌的主要特色。各種民歌體的新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展繁榮起來，並且逐漸成為解放區詩歌的正統與主流。所謂民歌體新詩就是指建立在民間口頭流傳的小曲、小調、信天遊等民間藝術及鼓書、評彈等說唱藝術的基礎之上創作的詩歌。它大體可分為敘事詩及抒情詩兩類。前者除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外，還有張誌民的《王九訴苦》、《死不著》、李冰的《趙巧兒》、賀敬之的《摟草雞毛》、嚴辰的《結婚》、劉衍州的《彈唱小王五》、田間的《趕車傳》、《戎冠秀》；後者代表作有賀敬之的《行軍散歌》、戈壁舟的《別延安》、《邊區好似八陣圖》、劉禦的《延安短歌》、蔡其矯的《回聲集》等。它們都是以接近農民的藝術形式宣傳了革命思想，描繪了解放區新生活新面貌及人們高昂的抗戰熱情。
自從五四時期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學”的口號以來，從早期的胡適、俞平伯等人提倡白話新詩，到30年代中國詩歌會詩人們詩歌“歌謠化”的文藝主張，詩歌大眾化的課題壹直被各方面所廣泛矚目。但直到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它才落實到實處，真正做到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喜怒哀樂的情感，從而得到他們的承認與喜愛。但是在詩歌“大眾化”繁榮的背後，亦隱藏著不少的問題：過分強調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知識分子自身的情感表達；過分肯定了各種民族藝術形式的優點，而對它的不足卻少有提及；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學向西方學習的道路。這些弊病在解放區文學中長期存在，壹直延續到建國後，曾產生過壹些不良影響。
詳見/Philology/27/0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