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民歌的影響還表現在對新的詩歌形式的創作上。如前所述，漢樂府民歌得主要形式是雜言體與五言體。雜言體在當時尚未引起文人們的註意，但自建安後，它的影響已日趨顯著。
在藝術手法上，特別是在敘事詩的寫作技巧上，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諸如人物對話或獨白的運用，人物心理描寫和細節刻劃，語言的樸素生動等，都成為後代壹切反映現實的詩人的學習榜樣。
漢樂府民歌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所為“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就是說，樂府民歌的作者面向現實生活，根據人們在各種各樣的遭遇中所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而進行創作的。
它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詩經》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漢樂府民歌繼承並發展了周代民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它更廣泛，更深刻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對後代詩歌也有其更具體，更直接的巨大影響。
許多作品都起著示範性的作用。這種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它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上。這種精神像壹根紅線似的貫串在從建安到唐代的詩歌史上，儼然形成壹條以樂府為系統的現實主義傳統。
擴展資料：
西漢設置樂府，掌宮廷和朝會音樂。由樂府采集和創作的詩歌遂被稱做“樂府”。樂府詩相當壹部 分采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後來文人也仿作樂府詩，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稱作古樂府。
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這壹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來。他曾把擔任左拾遺時寫的“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50多首詩編為《新樂府》。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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