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歌德裏和裏爾克對馮至詩歌創作歷程的影響如下：
歌德裏和裏爾克都對馮至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歌德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馮至早期的詩歌中，他的浪漫主義思想影響了馮至的情感表達和意象構建。馮至受到歌德裏的啟發，開始探索自然、人性和宇宙等哲學主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觀。
而裏爾克則更多地影響了馮至後期的詩歌創作。通過對裏爾克的研究和借鑒，馮至逐漸走向了以超越常規的詩意表達為主的寫作方向，強化了其對詩歌語言的探索和實驗。馮至在詩歌創作上的這種轉變，也與他與裏爾克的友誼密不可分。
馮至前後兩個時期對於詩歌原則或某些詩歌理論的不同領悟以及這種領悟在其具體詩歌創作中的體現，反映出他在考慮詩人與世界的關聯方式上的重大改變在理解世界的態度上從與自我的“分離”走向“融合”，在體察與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從“情感”邁向“經驗”，最終自然在表達世界時選擇了從“抒情詩”轉為“詠物詩”。
裏爾克與馮至兩人詩歌文本的橫向比較，進壹步闡釋了馮至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受到裏爾克影響的種種表現。這既體現於他對幹“十四行詩”這壹詩歌形式的借鑒上，同樣也印證幹他從“孤獨與交流”“寂寞與忍耐”“死亡與變化”等裏爾克詩作裏尤為關鍵的詩歌主題中所受到的重要啟示。
總之，歌德裏和裏爾克的文學思想和藝術風格對於馮至的詩歌創作歷程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幫助馮至形成了自己的詩歌風格和藝術觀。
馮至的至學方法
“洋為中用”的治學方法。馮至把他在創作中使用“洋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來養分”。這個提法本身也表明“洋為中用”的主體是中國，“洋”為作為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所用，為中國的廣大讀者能夠並樂於接受。馮至的主要學術著作《杜甫傳》、《論歌德》和他寫的其他學術論文都貫徹了這個精神。
他明確地說過“我們搞外國文學，並非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為外國人研究，而是從中國的需要出發去研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為發展社會主義提供借鑒。”他在北大當“西語系”系主任的時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學計劃，他每次都強調兩件事：壹個他強調西語系的學生要打好紮實的外語基礎，另壹個強調的便是學外國文學的人要學好中國文學。
“學外國文學的人要懂得中國文學”這個觀點是馮至非常鮮明的觀點。它不僅體現中國外國語言文學為誰服務的根本性原則，而且也符合語言、文學具有整體性的學科規律。
嚴謹、求真的學風。對寫論文，學術界流行著壹句常說的成語，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達了寫文章不能信口亂說，寫文章要有根據而且要符合邏輯，這恐怕就是“嚴謹”的要求。但我認為光按這句話行事，還遠遠達不到科學性的要求，因為這兩個條件僅僅說明了寫文章時對作者主觀方面的要求，沒有提出對寫出來的文章要符合客觀。
但如果在“嚴謹”之外再有“求真”這壹條，就保證了文章裏說的要符合客觀，或力求接近客觀，這樣才稱得上科學性的要求。馮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嚴謹，求真”這兩條要求去做的。我們從他兩部主要著作《杜甫傳》和《論歌德》裏就可以看出這種治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