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 劉向 《列女傳·衛宗二順》：“ 靈王 死，夫人無子而守寡。”《漢書·蒯通傳》：“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
《紅樓夢》第壹壹八回：“如今姑爺癆病死了，妳 史妹妹 立誌守寡，也就苦了。”如：她母親多年守寡，總算把孩子拉扯大了。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先秦時代，寡婦改嫁，極其普遍。《詩經-小雅》有“不思舊姻，求爾新特”的詩句，可見當時寡婦再嫁，合乎時俗。雖然秦始皇出巡天下廣作刻石，倡表貞節，漢帝也有賜貞婦順女帛，以倡守寡者。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國家也設“媒官”，專事鰥男寡女再婚事宜，並分給當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見《管子-入國篇》)兩漢皇後、公主皆可改嫁。唐代更為開明，《新唐書》載李唐公主更嫁者20余人，其中三嫁者4人。宋代程朱理學出現之前，無論是皇室、官宦，還是百姓，寡婦改嫁也屬正常，而程頤、朱熹的理學興起將儒學禮教、秦皇石刻、烈女節婦觀竭力灌輸至民間，加之宋王室推波助瀾，用輿論道德倡導守寡，寡婦再嫁遂成為恥事。“婦人貞潔從壹而終也”(《易-恒》)。程頤更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他認為寡婦改嫁是失節，男子娶改嫁女，亦為失節。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學泛濫毒害最重的朝代。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間又對守貞烈女立貞烈碑。帝王並督令巡官每年上報貞節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長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袢楔，照耀井閭”。此舉煽動了女性的虛榮與家族榮耀欲望。節婦烈女競相湧現。有夫亡陪死的，有未婚夫亡而終身守寡的，有守寡期間體膚或小腳被男人見投河的，有撞見男人生殖器或被男人調戲、侮辱自縊的。烈女碑林立，貞節牌坊四起，《明史》中僅節烈傳記即不下萬余。《清實錄》記載，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親自褒獎“拒奸殞命”9名“烈女”。雍正年間，更是下詔各地，在偏僻山鄉，貧寒之家，加意搜羅“貞節烈女”。同治之後，各地又興辦“貞節祠”，鼓動婦女守寡持節。族人尤其從己利出發，“以家有貞女烈婦為榮，愚民遂有搭臺死節之事。女有不願，家人便詬罵辱之，甚至有鞭撻使從者”。寡婦再嫁低人壹等，親友鄙視，族人視為敗壞門風。社會風氣亦然，不守寡的女人不得走正門，要躲躲閃閃地行走，否則要被小孩譏笑唾棄。被封建禮教毒害至深的守寡者，如果其父母、兄弟、鄉鄰勸其改嫁，或豪強、富家逼迫再嫁;不僅堅決拒絕，且有的毀容，斷指乃至自殺。“守寡”不僅剝奪了女性享受家庭溫暖的願望，損害了婦女獨立人格和做人的尊嚴，而且壓抑了無數年輕女性的正當性要求，是極其殘酷的封建性風俗。《誌異續編》載壹年少守寡者的苦衷：“每於人靜後，即熄燈火，以百錢散拋地上，壹壹俯身撿拾，壹錢不得，終不就枕，及檢齊後，神倦力乏，始就寢，則晏然矣”。極生動地描繪了壹位守寡60年的女性壓抑性欲的“訣竅”。但就是這殘酷的“守寡”，在明清兩代卻成為天經地義的社會規範。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勸守寡女“守寡”的書文充塞民間，如西漢劉向的《列女傳》，東漢班昭的《女誡》，都強調：“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西晉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張：“婦德尚柔，含章貞潔，婉淑慎，正位居室。”唐代宋氏姊妹所編《女論語》開篇便言：“立身之潔，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明代有女教書數冊，而清代則更繁多，尤以王柏臬著《女誡》、《女論語》、《內訓》和《女範捷錄》組成的《女四書》影響最大。直到辛亥革命後仁人誌士才紛紛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虛偽與殘忍，提倡寡婦改嫁(見貞操)。民國與蘇區則制定了保護婦女權益的法令。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頒布了《婚姻法》 ，是婦女婚姻自主的法律依據。封建的“守寡”習俗逐漸被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