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0日己亥歲正月初六）
於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漢族，陜西三原人，祖籍涇陽，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別署“騷心”“髯翁”，晚年自號“太平老人”。於右任早年系同盟會成員，長年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級官員，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家，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中國近現代著名高校的創辦人。
於右任與標準草書
文/胡公石
中國書法中的草書是壹種重要書體，它不僅形體活潑，利於抒情，藝術價值很高，而且書寫簡便。但是由於歷來草書不能統壹，無壹定的規範；字的來源不同，制作的方法各異，所以壹字多種寫法，壹些部位相同的字往往不能類推，以及符號的濫用，書寫隨意繚繞，任意馳聘和簡化，使字形難以識別和應用。於先生曾說：“以王氏之多才，為風氣之領導，景從既廣，研討彌篤，壹字組織有多至數十式，如《淳化閣帖》所示者，創作精神之驚人，可以想見。或謂當時作家，自矜博瞻，故生變化，以兢新賞；實則流傳筆劄皆為試驗之作，未及檢定耳！［1］眾所周知，標準草書是於右任先生倡導的，也就是說，把中國具有兩千余年歷史的書體——草書，怎樣使它由繁而簡，由難而易，由苦而樂，由紛歧而趨於統壹，由虛玄而歸實用。這就是最終目的。要達到這壹目的，就必須將草書進行系統的整理。
壹、創立標準草書社
由於提倡者和演習者心理與方法的錯誤，從古至今關於草書的字典文籍異常浩繁，唐宋以來不下二十余種。這些草書著作，或喜自我作師，以壹人之法示於天下，或提供壹字多式，顯示博學，令人無所適從，偶有說明，也只能作為壹個字或幾個字的箋註，在草書的形聯微妙之處，缺乏詳盡的闡述。簡言之，當時的草書組織系統遠未完密，其結構規律尚未被認識。其他如寫草書者單純為美藝而忽略實用，喜作神秘的渲染而不講究實際，以狂怪鳴高，以難識難寫脫離人民大眾為榮，這都阻礙了草書這種書體在群眾中普及，使它無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2］於先生認為：“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於民族之前途者至切！”[3]而我國文字繁雜，筆畫部首繁多，難認難寫，識難用遲，所以為了“廣草書於天下，以求制作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全民族傳統之利器，豈非當今之急務歟！”［4］
因此，他萌發創立“標準草書”之念想，經過幾年的準備，壹九三二年十二月，於先生組織幾位有誌於草書研究的同誌在上海成立了“標準草書社”，於先生任社長，並親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頭萬緒、茫茫無所歸的中國草書”。並在上海各報刊登徵集草書告白，廣泛蒐集前代草書家的書作、論著，潛心於書理、書法的研究。僅歷代碑刻拓本和墨跡本《千字文》就收集到壹百多種，以備研究之用。先生於公務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標準草書”的創立中去，“疾勞未之或忘”。當時的主要成員有劉延濤、劉海天、曹明為、李生芳等幾位。劉延濤先生年最長，負責資料的徵集、整理和選字工作，還有《草書月刊》的主編之責。“標準草書社”機構的成立，為實現草書標準化、規範化提供了組織的保證。壹九三二年五月，我拜於先生為師。壹九三五年夏，我從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進入草書社工作，主要參與了選字與釋例的工作。現在上海書店印行的第六次本《釋例》中的紅字都是我當時書寫的。還有幾位先生另有專職。總之，草書社的成立與全體同仁的團結壹致，勤勤懇懇的工作，發揮了標準草書社同仁的群體力量和智慧，為出版草書範本《千字文》打下了基礎，為於先生創立和推廣普及標準草書的宏偉藍圖鋪平了道路。
二、標準草書的制作原理
草書有三系：章草、今草、狂草。
章草，先生謂：“解散隸體粗書之者也，”認為其法具有三長：“利用符號；字字獨立；壹字萬同。”
今草，先生謂：“繼章草而改進者，”稱其法為“重形聯，去波磔，符號之用加多，使轉之運益敏，大令所謂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者，最為得之。”
狂草，先生則直呼為“草書中之美術品也。”贊其神妙之處為“重詞聯，師自然，以詭異鳴高，以博變為能。”［5］
先生最初擬以章草作為“標準草書”的“母本”，但因其“字字獨立”、“壹字萬同”，“然全體繁難之字，簡單化者不過十之三、四，其於赴急應速之旨，固未達也。”章草的有些字也不能謹守“壹字萬同”（同即標準）的原則，最終經對章草進行壹番考究後，認為其書不適為“標準草書”之“母本”。遂更改計劃，和“標準草書社”的同仁從廣為蒐集的“二王”草書中，尋覓探求，擇其善者而用之，比較、考證和註釋。於“二王”法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標準草書”的原始雛形。於右任提倡“標準草書”的目的是為了向廣大國民推廣使用，因此他認為“標準草書”的創立必須要以實用為重，藝美為次。經過對“二王”法帖研究取舍而形成的“標準草書”，又反復推敲，感到形體雖美，但並不實用，本末倒置與初衷相違，而後來的書家中還有更進步的書寫方法。於是又推翻基於“二王”草書的“標準草書”雛形，總結失敗的教訓，擴大選字範圍，制訂出“標準草書”的四大原則：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將“標準草書”真正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
“隋唐以來，草書者率從千文習起，因之草書名家多有千文傳世，故草書社選標準之字，不能不求之於歷來草聖，更不能不先之於草聖千文。”［6］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草書進行了比較研究。千字文是歷代草書家最關註、最著力的課題，“名家聚會，各獻其長”，便於各家名跡之間的比較而擇優淘劣；再者“千字文”字數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壹，讀者可以舉壹反三，以少勝多，以點帶面，達到觸類旁通的效果。
全社同事用數年時間廣求歷代草聖遺跡數百種上千個版本，對草書作了壹番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對前人每壹個字的結構，體形以及不同部位的部首，將其草寫方法進行分析，在前人積累的零散經驗的基礎上，發現了普遍存在的***同“代表符號”在草書中的重大作用，解開了草書古今難傳之謎，揭示了草書制作和普及的秘訣。壹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編定並出版了《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就是從各朝代、各區域作者的數十萬字的草書作品中篩選出來比較理想的壹千多字。***參閱了歷代四十三位書家的六十三個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懷素、歐陽詢、虞世南、賀知章、孫過庭、鮮於樞、邢侗、王寵、米芾、董其昌、陳淳、文璧等。參考的其它草書作品，上自西漢、下迄近代，時間跨度千余年，約有壹百五十位書家的數百部作品，其中既有草書大家的名品，也有壹些尚不見經傳的壹般書家的作品。名家如王義之、王獻之、張芝、崔援、杜預、鐘繇、智永、懷素、顏真卿、米芾、蔡襄、黃道周、嶽飛、張旭等。書聖王義之的作品收集了壹百余帖，入選千字文的有壹百零五帖，除《蘭亭序》、《草訣歌》、《聖教序》、《十七帖》、《洛神賦》等常見的名著外，還有大量的今人罕見的書聖法帖。徵集資料的豐富，使選字具有堅實的基礎，從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書大家及其名品的參考及選擇，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歷史的延續性，具有高品味，而眾多書家及其作品的參與，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與大眾性。”［7］在制作過程中，對於壹字多形、結構各異的各家草書進行比較、歸類、篩選、定型。當時的攝影技術還不發達和精湛，所以采用了用透明紙襯以燈光的響榻技術——雙鉤空心字的辦法，把各種字帖的字雙鉤，然後分類進行同字整理、比較，再開會集體審查、討論，淘汰不合原則的字，按四項原則選用適合之字，多取較早作者的創始字。“標準草書”的制作是在前人研究積累的大量資料和零星經驗的基礎上，經過科學的方法，即以“代表符號”為經，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原則為緯，經集體的研究討論而創制的。它自成體系，蘊含著嚴格而科學的草書妙理和規律。
於右任主持的“標準草書社”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在壹九三六年七月將《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編竣，由上海漢文正楷書局付印五百本行世，作徵求意見之用。該書由“於右任選字，周伯敏、楊天驥、劉海天、劉延濤、曹明為、李生芳、胡公石編校。”於老親自作序，以敘研究經過。《標準草書·凡例》由於老述意、劉延濤筆錄。標準草書“發千余年不傳之秘，為過去草書作壹總結賬。”［8］，為書法藝術，為民族利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壹九三七年，《標準草書》第二次修訂本完成，甫欲付印。因抗戰爆發未及印行，社址被日寇侵占，先生歷年收購的草書資料亦多失去。壹九三八年《標準草書》第二次本交香港中華書局重以厘訂付印三百本。以後的第三至第六次修訂本，在大陸刊印完成。第七次至第九次的修訂本及第十次本，是在臺灣出版發行的。壹九六七年的第十次本發行時，於老已經於三年前逝世了。
三、標準草書的意義及其影響
標準草書問世以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我國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靳誌先生曾作《題於右任標準草書四律》，稱其“假借近求非杜撰，形聯巧構是天工。”別裁偽體分明甚，心苦良工只自知。”［9］靳誌先生對標準草書的高度評價，使於先生如獲知己，非常欣慰。他回信說：“《標準草書》四律讀之再四，真覺此時代無第二人能為之者也。”[10] 對他的這壹詩作，尤其是對書學的研究和分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壹九四0年，在重慶上清寺陶園（監察院院址）的壹次詩會上，章士釗詩曰：“標準奇自伯夷手，人化書法看齊名。”沈尹默《標準草書》詩雲：“高論嘗聞靜安寺，整齊百體刪草字。……美觀實用兼有之……愛此標準草書名。”都盛贊於先生創立標準草書對發展書法藝術作出的重大貢獻。
於先生於壹九四四年[11] 及壹九六壹年[12]兩次作《百字令·題<標準草書>》，修改後的詞曰：“草書重整，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符號神奇，髯翁發見，標準思傳付，敬招同誌來為學術開路。”於先生從書法史的高度對標準草書的形成作了壹個總結的評價，並對標準草書在學術上的提高和發展傾註了殷切的希望。
於先生自己身體力行，書寫和推廣標準草書。壹九三四年七月書寫的《孫總理在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辭》刻石十二塊，全文近六千字，嵌於南京東郊風景區靈谷塔的四至二層的四面墻上，書法灑脫娟秀，錯落有致，轔轔滿石，為於先生早期“標準草書”的代表鉅作。壹九四0年書寫的《楊仁天先生墓誌銘》，壹九四三年書寫的《王陸壹墓誌銘》，都是在他創立《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多年之後所書，更顯爐火純青，雄渾奇掘，儀態萬方。《心經》、《正氣歌》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具有非常高超的藝術價值。晚年在臺灣也留下了不少標準草書的代表作品。《標準草書》能夠在社會上廣為應用，於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這是廣大世人所推崇和敬重的。
據劉延濤先生回憶，於先生常與親友談，他生平只作了三件與人民有益的事：即在原籍三原辦了個“民治學校”，“鬥口農場”和創立“標準草書”［13］，這是他的自謙之辭，在其暮年猶期期以標準草書為念，足見其重視的程度。壹九五七年，他作五律《贈劉延濤三首》，自註曰：“望其以標準草書之利益再告世人。”可見其殷切之心情。他在詩中還寫道：“標準草書行，文字自改造。子與我合作，舉世稱美好……”回憶了劉延濤等先生與他攜手合作的情況與標準草書的功利。壹九五五年，他在《題劉延濤草書通論》詩中說：“草聖聯輝事已奇，多君十載***艱危。春風海上仇書日，夜雨渝中避亂時。”回顧了他和劉先生在標準草書研究和推廣中攜手合作的深情厚誼。又以“理有相通期必至，史無前例費深思。定知再造山河後，珍重光陰或賴之。”寄托對劉先生等後輩繼續推廣標準草書的期望。劉延濤先生的傑作《草書通論》在我國書法史上是壹部空前的系統的名著，特別是通過實踐到理論，再實踐，再不斷地豐富理論的科學方法，也是標準草書成長與茁壯的過程，不啻為我國標準草書的壹部全史，為我們研究標準草書的珍貴信史。
於先生創立“標準草書”，其貢獻有三：壹、在歷代各家草書作品中精選集字，標出出處，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了型；二、將歷代草書作品“偶加排比”，歸納了草書的構造規律，將代表兩個以上部首的符號歸類，建立了“代表符號”，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了型、歸了類。使習草者能觸類旁通，於平易中得“前人所謂草書妙理。”三、總結歸納古今草書書理和自己的書法經驗。他認為書法和繪畫壹樣“其無定法，而有定理。”他強調傳統的書學理論，重視“意在筆先”、“萬毫齊力”，點畫“變化”、首尾相應、上下相接（“應接”），避免漫無限制的相交（“忌交”），避免行筆觸與末鋒觸（“忌觸”），避免眼圈多“如繩縈蛇綰令人生厭”（“忌眼多”）、避免“線的平行”和“部的平行”（忌平行）［16］。標準草書問世以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中國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有影響有成就的書法家、詩人紛紛贊譽外，還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僅上海書店以第六次本為底本，從1983年至1992年就印刷了六次，累計43.5萬冊，巴蜀書社1986年、1992年兩次印刷，未記冊數，可見流傳之廣。
於先生嘔心瀝血所研創的標準草書，還需要我輩不斷地豐富與完善。他虛懷若谷地說：“這只是壹個藍圖，偉大的建築還要國人***同努力呢！”[15]
註：
[1]、[3]、[4]、[5]、[6] 引自於右任《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自序》。[2]見拙著《標準草書字匯·自序》。
[7]引自郭恒《於右任標準草書的選題走向》，刊《青少年書法報》總381期。
[8]引自《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劉延濤後敘壹》。
[9 靳誌詩刊於《書學》雜誌第三期。
[10]見《河南書法》，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年6月版，該版無頁碼。[11]、[12]“草書文字中華民族自強工具，……”壹首龐齊編著《於右任詩歌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註為壹九四四年作；《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訂本扉頁落款為“三十七年三月”，故當為壹九四八年三月書。
[13]見劉延濤先生編註的《於右任先生詩集》。
[14]見《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訂本（1948年）《附錄·略 論書理》。
[15]引自《標準草書千字文》第十次本（1969年）劉延濤先生《後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