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翻譯 文化轉向 巴斯內特 勒菲弗爾
縱觀二十世紀的翻譯學研究，可謂流派紛呈、百花齊放，各學派之間前後相繼，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這使得翻譯學在最近的幾十年時間裏獲得了蓬勃發展，越發確立了其作為壹門獨立學科的地位。翻譯的文化轉向，作為近年分貝最高的譯學理論，首先由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於1990年明確提出。文化轉向的翻譯觀給長期以來被語言學束縛的翻譯學帶來新的視野和突破。本文下面將就這壹譯學流派進行述評。
1 翻譯學文化轉向的歷史淵源
在20世紀50、60年代，語言學翻譯觀在翻譯研究中占了主導地位，翻譯被視為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這類研究者試圖用語言學理論（如語義學、符號學、語用學等）來構築翻譯學學科理論，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雅格布森、卡特福得、奈達和紐馬克。然而這種語言學翻譯觀不能較好地解決翻譯中遇到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問題，而且翻譯受到不同文化在思維方式、民族心裏、表達感情方式等方面差異的影響。（張靜，李樹春，2006：83）另外，語言學理論的運用，也沒有使翻譯研究取得像理學各學科和其他人文學科那樣豐碩的成果。
從60年代開始，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壹些學者相繼發表了壹些研究階級系統和重新審視文化內涵的文章和專著，這標誌著文化學的興起。（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30）
到了70年代，以以色列學者佐哈爾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多元系統論，該學派認為“文學作品是社會、文化、文學和歷史整體框架的組成部分”，“單個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於文化和文學多系統中”（Munday，2001：109；111）。該觀點已經突破傳統的語言學翻譯觀，可以看作是文化轉向的萌芽，盡管該觀點仍舊沒有完全擺脫語言學的束縛。後來，蘭博特(Lambert)、雷恩(Robyns)認為翻譯“less as an interlinguistic process and more as an intracultural activity”(Gentzler，1993：186)，瑪麗?斯內爾霍恩比建議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為翻譯的單位，把文化研究納入到翻譯理論的研究中來(188)。
1976年，在比利時勒芬召開的學術會議標誌著翻譯學作為壹門獨立學科宣告成立。巴斯內特和勒菲弗爾繼承和發展了多元系統論，在80年代發表了壹系列的從文化角度看待翻譯的論文和專著，並於1990年，在其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壹書中正式提出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翻譯的文化學派突破了語言學派專註於不同語言之間的對比、轉換，而把翻譯和社會、歷史和文化聯系起來。
2 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和觀點
2.1 巴斯內特
蘇珊?巴斯內特是英國沃裏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英國比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是翻譯學文化轉向論的領軍人物。其代表作有《翻譯研究》、《比較文學淺論》，以及與勒菲弗爾合編的《翻譯、歷史和文化》。
在1980年出版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2第三修訂版）壹書中，巴斯內特指出翻譯研究應該專註於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從而拉開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的序幕。巴斯內特關於文化轉向的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巴斯內特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傳統的翻譯學很大程度上局限於語言內部，而巴斯內特認為，語言學只是翻譯研究的壹個重要範疇，翻譯史研究、翻譯與譯入語文化、翻譯與詩學研究享有同樣的重要性，也是翻譯研究的基本範疇。
其次，界定了翻譯文化學派的基本領域。巴斯奈特在《翻譯研究》初版中就闡述了翻譯文化學派的基木理念：關註文本背後的歷史文化背景，力圖理解操縱文本的復雜過程是怎樣發生的，是什麽標準決定了譯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樣的方式為目的語系統接受。正是這些理念使翻譯研究開始從語言學機械的語言分析中解放出來，使翻譯學科得到延伸，煥發出新的活力。
再次，促成了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在1990年正式明確提出翻譯文化轉向之後，巴斯內特又繼續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這引起了翻譯界的巨大關註，眾多學者加入其中。之後她又提出，翻譯研究既利用語言學方法，又已經超越了語言學，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已經形成，現在已經開始出現“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23-139）。
2.2 勒菲弗爾
勒菲弗爾（1946-1966），原為比利時學者，後移民美國，任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德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國際著名論文家、比較文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他的觀點和多元系統論以及操控學派有很強的聯系（Munday，2001：127）。其著述頗豐，包括：《翻譯、歷史和文化：原始資料集》、《詩歌翻譯：七種策略和壹個藍圖》、《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明聲的操縱》等。
勒菲弗爾最為主要的觀點之壹就是翻譯是最為明顯的壹種改寫形式（Lefevere，1992：9）。翻譯在文學系統中要受到三種因素的影響：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如批評家、評論家、教師、翻譯者自身等；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如當權人士、出版商、政黨、學術期刊等等，他們的影響往往來自三個方面因素：經濟、地位；主流詩學。（Munday，2001：128-129）.同時他認為，意識形態和詩學***同決定了翻譯策略和解決翻譯中具體問題的方法。（Lefevere，1992：41）
勒菲弗爾的另壹個主要觀點是文學是壹個系統，是壹系列相互關聯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而文學系統僅僅是壹個由許多系統組成的復雜系統中的壹個系統，這個系統稱之為文化。從另壹個方面來說，壹個文化、壹個社會，是文學系統存在的環境。文學系統和其他字系統都屬於社會系統，子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張靜，李樹春，2006：83）
3 對翻譯學文化轉向的反思
翻譯學文化轉向論無疑給近年的翻譯研究帶來了蓬勃生機。可以想象，沒有文化轉向論的興起，翻譯學很有可能還在語言學或比較文學的框架下徘徊，翻譯學的研究成果也將寥寥無幾，缺乏新意。然而，翻譯學文化轉向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和批評。
爭論之壹，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將遮蔽翻譯的本體研究，導致學科界限模糊，有礙於翻譯學科研究範式的建立。翻譯學即是翻譯學，文化學即是文化學，兩者的***同點並不足以使其成為同壹門學科。“文化學派沒有客觀、全面描述翻譯的本質。其研究趨向引發了翻譯研究多元性、混亂性和彌散性，淡化了翻譯學建構的本體論範疇，沒有找到和明確確立普遍的翻譯原理，當然也無法描寫和預測翻譯過程和翻譯作品中的各種現象”。（曾文雄，2006：92）我們並不否認從文化學角度來研究翻譯會帶來新的視野和成果，但若翻譯過分向文化轉向，會使剛從語言學和比較文學樊籬中逃逸出來的翻譯學又壹頭紮進文化學的牢籠。
其次，近年來，文化轉向的翻譯研究，越來越多地將翻譯和權利、意識形態、操控、霸權、女權和後殖民主義聯系在壹起，使得翻譯過多地貼上了政治標簽，這同樣也削弱了對翻譯的本體研究。
總之，在吸收文化轉向長處的同時，我們要防止文化翻譯對翻譯研究的剝奪，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泛化翻譯研究，使翻譯研究浸沒在文化研究、歷史研究、意識形態的研究之中，而喪失翻譯獨立科學的本體。
參考文獻：
［1］曾文雄.文化轉向核心問題與出路［J］.外語學刊，2006，(2).
［2］張靜，李樹春.“文化轉向”及其在翻譯中的重要性［J］.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4).
［3］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4］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5］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6］Lefevere，André. Translating，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7］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