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時明月出自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出塞。
出塞二首
唐代：王昌齡
其壹：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其二：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幹。
譯文
其壹
依舊是秦漢時期的明月和邊關，守邊禦敵鏖戰萬裏征人未回還。
倘若攻襲龍城的衛青和飛將軍李廣而今健在，絕不許匈奴南下牧馬度過陰山。
其二
將軍剛跨上配了白玉鞍的寶馬出戰，戰鬥結束後戰場上只剩下淒涼的月色。
城頭上的戰鼓還在曠野裏震蕩回響，將軍刀匣裏的寶刀上的血跡仍然沒幹。
賞析
其壹
這是壹首慨嘆邊戰不斷，國無良將的邊塞。
詩從寫景入手。首句“秦時明月漢時關”七個字，即展現出壹幅壯闊的圖畫：壹輪明月，照耀著邊疆關塞。詩人只用大筆勾勒，不作細致描繪，卻恰好顯示了邊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蕭條，渲染出孤寂、蒼涼的氣氛。尤為奇妙的是，詩人在“月”和“關”的前面，用“秦漢時”三字加以修飾，使這幅月臨關塞圖，變成了時間中的圖畫，給萬裏邊關賦予了悠久的歷史感。這是詩人對長期的邊塞戰爭作了深刻思考而產生的“神來之筆”。
面對這樣的景象，邊人觸景生情，自然聯想起秦漢以來無數獻身邊疆、至死未歸的人們。“萬裏長征人未還”，又從空間角度點明邊塞的遙遠。這裏的“人”，既是指已經戰死的士卒，也指還在戍守不能回歸的士卒。“人未還”，壹是說明邊防不鞏固，二是對士卒表示同情。這本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是因，後者是果。這是從秦到漢乃至於唐代，都沒有解決的大問題。於是在第三、四兩句，詩人給出了回答。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兩句，融抒情與議論為壹體，直接桿發戍邊戰士鞏固邊防的願望和保衛國家的壯誌，洋溢著愛國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寫得氣勢豪邁，鏗鏘有力。同時，這兩句又語帶諷刺，表現了詩人對朝廷用人不當和將帥腐敗無能的不滿。有弦外之音，使人尋味無窮。
這首詩雖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過對邊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繪，表現的內容是復雜的。既有對久戍士卒的濃厚同情和結束這種邊防不顧局面的願望；又流露了對朝廷不能選賢任能的不滿，同時又以大局為重，認識到戰爭的正義性，因而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安全的需要，發出了“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誓言，洋溢著愛國激情。
詩人並沒有對邊塞風光進行細致的描繪，他只是選取了征戍生活中的壹個典型畫面來揭示士卒的內心世界。景物描寫只是用來刻劃人物思想感情的壹種手段，漢關秦月，無不是融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情色彩。把復雜的內容熔鑄在四行詩裏，深沈含蓄，耐人尋味。
其二
這首詩描寫了壹驚心動魄的戰鬥剛剛結束的情景。棗紅馬剛剛裝上白玉裝飾的馬鞍，戰士就騎著它出發了。戰鬥結束的時候天已經很晚，戰場上只留下寒冷的月光。城頭上催戰的鼓聲仍在曠野上回蕩，刀鞘裏的鋼刀血跡未幹。詩人用寥寥數筆，就把將士們的英武氣概，勝利者的神態生動地描繪出來。
驊騮駿馬，是再好不過的馬了，還要給它配上再美不過的白玉鞍橋，可以想見這馬上騎手的威風。這英武的騎士是手持“金刀”（即金錯刀）奮戰沙場的。這騎士披壹身月色，頂凜冽寒風，鏖戰而歸。但他全副精神仍沈浸在煙塵滾滾的沙場，那咚咚的進擊鼓聲還響徹耳畔。這風度軒昂、勇武不凡、充滿自信的騎士，就是詩人心目中唐軍將官的形象，也是詩人矢誌抗敵、無時無刻不意欲拼搏戰場的心靈寫照。“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幹。”這實在是壹個堅定的愛國者從耿耿赤心發出的雄壯的吶喊，也分明寄寓著詩人的殷切希望。
這首詩抒寫自信、進取、開拓為特征的傳統尚武精神，風格剛健、清新。詩人描寫戰爭的勝利，不在於字面，而在於構成壹種氣氛。詩歌選取戰鬥生活的壹個片段，以“騮馬”“沙場”“鐵鼓”“金刀”等戰爭意象串成壹系列戰鬥生活的畫面，戰鬥的激烈與戰場的肅殺盡在其中。詩頭“新跨”壹詞將戰士風風火火、迎接戰鬥的激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而詩尾以“血未幹”這樣壹幅看似血腥的場景描寫戰士的內心——熱血並未因為戰鬥的結束而冷卻。這種激烈肅殺的氣氛，生動地表現出戰士的颯爽英姿和激昂振奮的風貌。
作者在這首詩中抓住戰鬥剛剛結束的場面加以描寫，塑造了壹個英姿颯爽、勇猛善戰的將軍形象，熱情地歌頌了將士們為國殺敵立功的勇敢精神。
詩人描寫勝利，不在於字面，而在於構成壹種氣氛。把戰士的颯爽英姿，激昂振奮的風貌寫了出來。
創作背景
《出塞》是王昌齡早年赴西域時所做，《出塞》是樂府舊題。王昌齡所處的時代，正值盛唐，這壹時期，唐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取勝，全民族的自信心極強，邊塞詩人的作品中，多能體現壹種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敵制勝的強烈自信。 同時，頻繁的邊塞戰爭，也使人民不堪重負，渴望和平，《出塞》正是反映了人民的這種和平願望。
組詩的第二首，《全唐詩》同時也錄入李白詩作下，作《從軍行》或《行軍》。但《李白全集校註匯釋集評》沒有《軍行》壹首。
作者簡介：
王昌齡 (698— 756），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後人譽為“七絕聖手”。早年貧賤，困於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交厚。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為刺史閭丘所殺。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譽（亦有“詩家天子王江寧”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