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鼎盛時期，文景之治時期較好。漢武帝時期自對匈奴連年征戰後，國力大大損耗，因此賦稅加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了漢武帝末期，人口已經大大減少，而且民變時有發生，漢朝已經出現社會不穩的跡象。因此漢武帝立即調整政策，恢復漢初實行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到了漢宣帝時期，經濟恢復並超過文景之治。
但是自元帝開始，壹味任用不切實際的儒家政策，對社會上兼並之風不能予以阻止，從而致使社會上的土地兼並之風越來越盛。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或為流民，或依附大的莊園主成為依附農。王莽改制，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變成了對民眾的二次掠奪。所以王莽末期，很多生存不下去的民眾成為壹股股大大小小的流民，他們或掠食州縣，飄乎不定，或嘯聚山林打家劫舍。
2.誰能談談漢代的文景之治,在線等西漢王朝在經歷了高祖、惠帝、呂後之後，進入了文帝、景帝統治時期。
在這個時期，西漢社會出現了壹個和平穩定的階段，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與發展，因而被後世稱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後出現的第壹個盛世。
東漢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時代的歷史後，在《漢書》中深情地寫到：“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而距離這個時代並不遙遠，甚至親身經歷了這個時代的司馬遷父子也同樣感嘆文景二帝：“德至盛也”。
的確，“文景之治”不僅使自戰國以來戰亂連綿的社會有了壹個喘息的機會，使那個時代的黎民百姓獲得暫時安寧，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邁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形態後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在經歷了秦速亡的歷史過程後，已經善於反省並總結歷史教訓，適時調整統治策略，以維護整個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 “清靜無為”：歷史關頭的正確選擇 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需要統治者制定壹條符合當時歷史實際的治國方略。
“文景之治”局面的產生，與漢初幾十年堅持貫徹“清靜無為”的政治路線緊密相聯。建立西漢王朝的劉邦及其功臣集團，大多為秦代的低層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別是劉邦本人，不僅對“文能治國”的道理毫無所知，而且身上還帶有許多下層社會的流氓氣息。
繼續用武力治理打下來的江山，是他建國之初的指導思想。《史記·陸賈列傳》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聽了陸賈的言論，劉邦深有感觸，命他總結秦及其他“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寫成了著名的《新語》壹書。
對秦速亡的歷史進行總結在漢初固然不只是陸賈壹人，劉邦也不會僅僅因為陸賈的壹番話就完全改變他的整個思想。但是，這段記載表明，漢初君臣也都在思考如何不重蹈秦王朝的覆轍。
劉邦本人雖然文化素質不高，卻不失為壹代英才。善於適時調整策略本是他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壹，放棄“馬上”治天下的思想，正是他作為壹個地主階級領袖人物順應時代潮流的英明之處。
把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分開也表明封建統治階級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上升到了壹個新的高度，是他們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反映。 當然，在劉邦統治的數年裏，漢王朝為鞏固政權而東征西討，無暇顧及更多，“清靜無為”的思想僅僅是壹個萌芽而已。
繼之而起的惠帝、呂後時代，“清靜無為”才成為治國的總體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將這壹理論推到極致。後世將這幾十年持續相沿的政治思想及其產生的結果歸結為“黃老”哲學的影響。
所謂“黃老”是指先秦時代道家所推崇的“黃帝”與“老莊”，以《道德經》和《莊子》為代表。 “黃帝之學”與“老莊”學說總體上都是強調“虛”、“因”、“靜”，即要求統治者在政治上“清靜無為”，“無為而治”。
當然二者也有不同之處，“黃帝之學”在強調無為的同時，也十分強調“刑”、“德”並用，是將原始道教學說中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加以延伸的結果。所以“黃老”政治的實行並不是消極的“無為”，而是壹種統治策略的選擇。
在漢初的思想界和統治集團內部，壹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終獲得了皇權的認同，並使這個思想付諸實際政治過程，這無疑是有益於社會發展的。 對政治統治方式的幹預在漢初並不僅僅是道家壹個學派，提出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陸賈，其思想基本上屬於儒家範疇，他同樣也主張“無為”而治，說明儒家也在“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積極改變原始儒學中迂腐的部分，並與現實政治相結合。
從這個意義上說，“清靜無為”政治路線的選擇，不能完全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而是漢初統治者根據當時社會現實所做出的歷史抉擇，代表了社會大眾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戰國以來的社會動蕩不安是這種要求產生的直接社會基礎，但普遍的社會要求並不能自動演化為現實統治者的正確思想。
秦統壹後的社會也是希望壹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統治者沒有順應民意。暴政導致中國第壹個統壹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王朝迅速滅亡。
秦暴政的歷史慣性在漢初依然存在，整個官僚隊伍的素質與秦代沒有大的差異，漢高祖對各級官吏“背公立私”提出過嚴厲批評。漢文帝策問晁錯的題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著名政治家賈誼指出：“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余俗，猶尚未改。”
所以漢初統治者選擇順應社會的治國方針，是整個統治集團政策的重大調整，決不是消極的無為。 “與民休息”：統治政策的厲行調整 秦末農民戰爭與楚漢相爭帶給漢初壹個荒涼、殘破的社會局面。
天子的禦駕連四匹相同顏色的馬都很難找到，將相們只能用牛來駕車，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漢書·食貨誌》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原有三萬戶的曲逆縣在漢初僅剩下五千戶。
面對這樣的社會狀況，統治者的剝削也無從下手，因此，調整政策勢在必行。在“清靜無為”的指導思想下，“與民休息”成為漢初幾代統治者遵循的方針。
這在。
3.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1)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中寫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文中的“秦皇”指的是秦始皇，“漢武”指的是漢武帝.（2）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壹全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統壹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朝.開創了中國統壹的多民族封建國家的新局面.（3）戰國時期，各國的貨幣、文字、度量衡差別很大，影響了各地的經濟文化的交流.秦朝建立後，秦始皇采取了統壹車軌，統壹文字，統壹貨幣，統壹度量衡的措施，促進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4）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和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期，漢朝國力強盛.因此漢武帝能夠對匈奴用兵，徹底解決了匈奴對西漢的威脅.故答案為：（1）秦始皇，漢武帝.（2）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壹個統壹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 （3）統壹車軌，統壹文字，統壹貨幣，統壹度量衡.（4）漢武帝統治時期國力昌盛（意思相近即可）.。
4.漢初為什麽會有“文景之治”的局面文景之治有著不錯的基礎，西漢立國後，漢高祖、惠帝、呂後都著力於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
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二帝在這個基礎上輕徭薄賦，休養生息。文帝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
悌、力田若幹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註意減輕人民負擔，算賦也由每年
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壹次。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 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壹定的促進作用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 景帝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壹，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後，三十稅壹遂成為漢代定制。法律方面，廢除秦朝的苛政厲法。對外減少戰事。所以文景二帝統治時民生得到恢復。
5.關於文景之治文景之治西漢文帝、景帝兩代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漢高祖劉邦中子，母為薄姬。高帝十壹年（前196）受封為代王。
公元前180年呂後死，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誅諸呂，迎立劉恒為帝，在位二十三年。漢景帝劉啟（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為竇皇後。
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漢文帝劉恒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後都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後，又在這基礎上進壹步采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漢景帝劉啟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幹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
同時還註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壹，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後，三十稅壹遂成為漢代定制。
文帝時，算賦也由每人每年壹百二十錢減至四十錢，徭役則減至每三年服役壹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時十七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二十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二十三歲。
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壹定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
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
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見雲夢秦律）。
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改革的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雖沒有認真執行，但文帝時許多官吏能夠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系。呂後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
文帝即位後，為趙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
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
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之物都沒有增添。
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
文帝曾想建造壹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之產，於是作罷。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搜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壹。
文景兩代采取了上述壹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錢至數十錢。
據《漢書·食貨誌》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裏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余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
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但是，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穩定和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進壹步鞏固封建統治，壹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
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斷措施消除其動亂隱患；景帝三年（前154）吳楚七國合謀叛亂（見吳楚七國之亂），與此當有壹定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