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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裏的信念的中心思想是什麽

林徽因文學創作起步於詩,在讀者中也以詩最具影響。那些抒發個人情感的詩篇,以其真摯、優美贏得壹批“林迷”。需指出,學術界研究林徽因詩歌,似過多地強調徐誌摩對林徽因產生過的影響,因而闡述林詩內涵的豐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實它們多數與徐誌摩詩篇灑脫靈動的風貌有別,《時間》、《前後》、《風箏》無不於輕柔外表裏寄寓凝重雋永的沈思。由於疾病纏身,她的詩有時難免情緒低沈,但不宜就此誇大,它們並不像常被引用的那句詩“信仰只壹炷細香”,經不住西風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出這壹句的詩裏,詩人接著又吟詠了“秋天的驕傲是果實,/不是萌芽,——生命不容妳/不獻出妳積累的馨芳”。熱愛生活、樂於奉獻才是林徽因個性的基調,不妨讀壹讀《雨後天》、《蓮燈》、《激昂》、《紅葉裏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難以忍受,醫生斷定她來日無多時,縱然寫出略顯感傷的《病中雜詩》,同時還寫了毫不傷感的《死是安慰》,決沒有徐誌摩後期詩歌流露的頹廢氣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筆“窗子”以外的詩作,如《微光》、《年關》,反映詩人關註下層人民的真摯情感,至今讀者和學者都未予以應有關註。當同時期眾多女詩人,或為民吶喊但流於粗制濫造,或精雕細鏤而忘卻民生疾苦,鮮有林徽因這類以優美形式表現“窗外”內容的精品。若只看林徽因的創作緣起,只看她曾以《新月》為創作園地(事實上發表於《新月》的詩作數量很是有限),以及曾與徐誌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選《新月詩選》等事實,似乎不無依據歸她為“新月詩人”,可是林徽因“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林徽因未必沒有理由。她雖為女性,和新月派壹些男詩人們相比,她的詩歌反而能多壹點思想分量、多壹點表現力度。技巧方面她化用小說裏白描手法寫詩,素描人物或場景,予濃郁詩情以生活畫面支持,這記敘成份尤為“新月詩人”筆下所難見。實在要說她屬於新月派,至多限於短暫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說較之她“言誌”的詩歌來說,明顯偏於“載道”,她僅有六個短篇小說,幾乎每篇都充溢人文精神。《九十九度中》顯示眾生相,關註紛擾的種種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運,折射壹段時代陳跡,《文珍》頌揚底層人物,從沈悶現實裏看到社會生機,三篇小說各從壹個側面顯示作者關註“窗”外的創作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她善良、溫柔,而又剛毅,沈著,幹練,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擺布,終於出走,奔向廣闊天地去爭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躋身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她的小說處女作,描寫主人公難以言傳的情愛心態,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贏得稱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進而運用意識流手法,借跳躍結構,不過萬余字篇幅,竟鳥瞰了整個都市,彌漫著濃濃的舊都氛圍,人物眾多,個個鮮明。作品雖洋猶土,熔中西技法於壹爐。聯系到此時南方壹批作家嘗試西方手法顯出的生澀,林徽因的嫻熟程度就令人非常欽佩。難怪有大學教材誤把林徽因納入“新感覺派”壹節(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99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說風格的大氣、理性,到語言的簡潔、純正,頗具張力,這固然為同輩許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於壹些男性作家中亦不至於遜色。京派小說家蕭乾稱譽林徽因是“京派的靈魂”,怕不只是因為她編選過壹本產生相當影響的《大公報》1935年度“小說選”,當然還在於她的作品代表著京派小說若幹重要特征。

大約還沒有人稱林徽因為散文家,如不就篇數論,她的狹義美文比小說更少。可不斷有人說,林徽因詩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語,見李輝著《聽“苦吟詩人”聊天》)。她的散文應在“五四以來優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時書話》),“將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壹起也是毫不遜色的”(應國靖《文壇邊緣》)。由朱自清選入《西南聯大語體文示範》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至於那些致友人書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築專業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幹章節、片段,無異於美文、遊記或抒情小品。朋友們無不欽佩林徽因健談,雄辯、睿智、口若懸河、妙語連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這些散文,後世讀者得以追摹她當年風采。隨便翻開她哪壹篇散文,譬如寫在抗戰時期的《彼此》,儼然坐進“太太的客廳”,親聆她侃侃而談:

經過炮火或流浪的洗禮,變換又變換的日月,難道彼此臉上沒有壹點記載這經驗的痕跡?但是當整壹片國土縱橫著創痕,大家都是“離散而相失……去故鄉而就遠”,自然“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臉上所刻那幾道並不使彼此驚訝,所以還只是笑笑好。口角邊常添幾道酸甜的紋路,可以幫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認這壹點:在迷惘中人最應該有笑,這種的笑,雖然是斂住神經,斂住肌肉,僅是毅力的後背,它卻是必需的,如同保護色對於許多生物,是必需的壹樣。